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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26 novembre 传道传道
道教
老子《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佛教
释尊《长阿含经》卷七：“尔时无日月星辰，唯有大冥”。宇宙中是一片死寂的黑暗，然后渐渐从黑暗虚空中兴起大云，降注大雨，依次生成风、金、水、地“四轮”，水轮中藏有一切物类的种子；然后再慢慢形成天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
其时光音天有人寿终，堕于初禅天，即为大梵天王，后来又有人从光音天相继堕落，初堕者见之。便以为是自己所创造、变化，后堕者见先堕者，亦以为自已是他所创造，认为天父。此天父又见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及各类众生，都在他以后渐次出现，便以为这些也都是他的作品，这便是上帝创世说的出处。
佛经说，地上众生，皆从光音天堕落，“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初时身有光明，飞行自在，衣食自然，后来贪染渐生，食地上物，身体沉重，失去光明与神通。然后渐渐有了私有观念，贫富分化，贵贱有别。 分疆立界，你争我夺，刀杖斗讼，演出这人间善恶交争、兴衰成败、悲欢离合的一幕幕活剧。
基督教
暴力和仇恨并不能消除黑暗。只有自性觉悟和善念升起一刹那以后，才有定力·心力·能力，把心地的黑暗和与之联系的业转为心地的光明和相续的善业。
The Lord says, "I have drawn you with loving-kindness." Jeremiah 31:3b
Love is ... 1 Corinthians 13:4-8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所以要感恩！
 幽篁里
儒教
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歡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孟子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好善足以治天下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于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平？夫茍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则人将曰：也也，予既已知之矣。‘也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诌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谈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波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君臣之道，恩义为报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巨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也应为过去的君主展孝。君主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为他服孝呢？” 孟子说：“臣下有劝谏，君主接受；臣下有建议，君主听从。政治上的恩惠下达到老百姓。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打发人送他出国境，并派人先到臣下要去的地方作一番安排布置，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做了，臣下就会为他服孝。如今做臣下的，劝谏，君王不接受；建议，君王不听从。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老百姓身上。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把他捆绑起来，还想方设法使他到所去的地方穷困万分，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种情况叫做仇敌。君臣之问像仇敌一样，还有什么孝可服呢？” 劝君不听怎么办？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间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译文」 齐宣王问有关卿大夫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呢？” 齐宣王说：“卿大夫还有所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王一室宗族的卿大夫，有异姓的卿大夫。” 宣王说：“那我请问王室宗族的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改立君王。” 宣王突然变了脸色。 孟子说：“大王不要怪我这样说。您问我，我不敢不用老实话来回答。” 宣王脸色正常了，然后又问非王族的异姓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辞职而去。” 君臣道 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
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 “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 “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
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昕说： “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
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也筑黄金台求贤臣。
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辅政王与君主的关系。这种臣与君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是臣重君轻的关系，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古代社会最理想的政治体制。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就是最典型的虚君摄政。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小皇帝拱手而坐。鳌拜飞扬跋扈，四人辅政因而变成了一人摄政。“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
康熙帝夺回权力以后，摈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在君臣关系上使“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成为最基本的形式。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满臣口称“奴才”，汉臣欲享此“殊荣”而不可得。
“清承明制”并非就是承袭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周公摄政的方式是孔子梦寐以求的，他在实现理想的无望之际说： “我不再于梦中见到周公了”。也就是说不再梦想把周公辅政的模式付诸现实了。
既然在孔子生前他的理想已经落空，怎么可能在他死后又大行其道，延续两千年之久呢？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孔子是不合逻辑的。
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把这种原则用在官民关系上，并且更加广泛深入了。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臣以君为纲的意思，而是被后人（尤其是被现代人）加入了这个意思。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专利，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之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
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
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关系。虽然实际上行不通，但是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也不能被否定。看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帝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罢了。
比如，康熙帝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帝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就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帝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帝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
雍正帝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
清朝的臣子一般是捞不上这种罪名的，即使是权臣也无非是“结党营私”或“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只有把皇帝看得稍微平常，君臣有点平等，敢于与皇上讲私交情面的人，才够得上“叛逆”。
而雍正帝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不再允许君臣关系中有一丝一毫的朋友关系的遗痕，他与康熙帝在君臣关系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雍正帝杀年羹尧，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固然很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这时君臣之间不可以有类似于朋友的私情，否则就是目无君上了，所以索额图、年羹尧等功臣都必然要被处死。因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太长久的朋友情分了。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
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实际上，中国历史的君臣关系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只在较低的程度上有这种关系，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讲得通了。
雍正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句话出自于唐太宗的《大宝箴》。宋太祖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 “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
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宰相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盛世。那么其他时期为什么不出盛世呢？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
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
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
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
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
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
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
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
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
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国民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
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
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 “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
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本质上是“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好一点的有“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的关系。在康熙朝，清官与康熙帝很有些“君臣有义”、“君臣以义合”的意思。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珅。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或一、二品大僚，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由此可见，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清人陶贞一在《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中说： “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 “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可是终于不能得到，为什么？历史的积习使然。
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的魏征，进谏不纳，而唐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谞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很久也不回答。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像魏征和裴谞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
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的人才就可以出现，骨鲠之臣就能得到进用。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
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至少在康熙帝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所以，像魏征和裴谞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
在雍正帝时代，就更不大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到了乾隆帝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往往就有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
康熙帝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帝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
乾隆帝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是，和珅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这固然与和珅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帝的有意纵容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以介绍，因为这是读历史不可不具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的观念，为臣之道的观念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
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写历史文学的人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胡诌，读历史文学的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
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的读史。他说： “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
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十一）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
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无论皇帝或大臣——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
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但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
 篱绕汤谷
恒德
作者：段正元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18 8:09:14 尝思古人。所以能成圣神功化之事业。享圣贤仙佛之大名。历万古而不朽者。无非能尽人事之所致也。人事如何尽。在有恒。因恒之为德也。为成己、成人、成物之无上法门。这个法门。世人知之熟矣。然知之而能践行者盖鲜。所以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苟能践行一个恒字。小则可以为善人、为君子。大则可以为圣人、与天地参。恒之为用大矣哉。然苟一失之。毕生不能成一事。立一业。终不过为一庸夫俗子而已。何则、孔子不云乎。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者技艺小术也。技艺小术。犹且不可作。何况其他。孔子援引南人之言以垂教。不无深意在其中也。而其下又引易之言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无恒德之人。必自承羞辱。於世无足轻重。不无深意在其中也。如是之人。不但不足言恒德。即并所谓恒心。亦未足以与言也。
何为恒心。何为恒德。恒心者、恒德之用也。恒德者、恒心之体也。有体斯能充其用。有用斯能立其体。体用兼赅。才是中道。徵诸事实。方能有成。因德之为体。至善纯粹。即人有生之初。所禀受之一团天理。恒久不灭。故曰恒德。恒德者、常德也。即人之真常。人之天德也。人人有真常。有天德。则人人均能成圣贤君子。而其所以不能尽人成圣贤君子者。由於无恒故也。有恒之人。岂但自成圣贤君子而已哉。即三千大千世界之人。使之尽成圣贤君子。亦意中事也。但必恒於其德方可。若恒於其心。亦未必能有成。何以故、因人之心。可以善、可以恶。善则上达。恶则下达。此间即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攸关。能知道心惟微者。则凡事小心翼翼。戒慎恐惧。拳拳服膺而弗失。久而不变。上达之道也。苟不能知微危之分别。虽有其恒。而终必下达。何以见之。如小人为名为利。日日取巧钻营。不达到目的而不止。一朝达到目的。则前之目的虽了。而后之目的又生。行险以侥幸。并不知足。亦不知止。一往直前。任情所之。如是用心用力。亦可以谓之恒。但如是之恒。是恒非所恒。终是下达之道也。由此看来。恒其心者。固莫若恒其德。恒其德者。真心常住。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惟其恒久。故终又复始。循环不穷。如日月阴阳之精。得天之健以行。而能久照。四时一天道之卷舒。阴阳变化不息。而能久成。圣人法天。久於其道。而修己治人之事。处处洽浃。天下化成。如帝尧之亲九族。而九族皆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黎民於变时雍。其化成天下之功。是何气象。是何能力。假使帝尧不能体天地恒久之道。克明峻德。又安能成圣人之名。而收天下化成之圣功耶。由此言之。可见万古此天地。万古此恒德。万古此万物。万古此恒德。万古此圣人。亦万古此恒德也。若当春而夏。当秋而冬。当生不生。当成不成。则为变怪。安得谓之恒。是天地失其德也。为人亦然。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为。不善不改。则为自暴自弃。亦不得谓之恒。是恒之於天地人物。其为德也大矣。是故易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诚不诬矣。
且夫恒也者。修德之始基也。德者恒之积。恒之果也。所以易之系辞曰。恒以一德。又曰、恒德之固也。天地间无论立功立德。种因证果。未有不由恒而成者也。有恒有德。无有办不到之事。所以我辈讲修持。即当重在有恒。有恒然后乃能行成己成人之实功。挽回今世之否运。况夫恒德之不明也久矣。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又曰难乎有恒矣。由此说来。岂人心果尽无恒。而恒德之所以难得耶。曰、圣言非是之谓也。天下之大。非无恒者也。其所以慨人难乎有恒者。因人落在后天以来。蔽於物而溺於欲。辗转於名利卑靡之途。逐末忘真。相习成性，遂恒其所不当恒。故曰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此即量经恒卦之九四。所谓田无禽是也。田於无禽之地。虽久而终无所得。换言之、即是能恒而无德者也。恒而无德。不惟无功。且足以致败。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所以恒之为道。尤贵乎中。故恒之九二日悔亡。悔亡者。能久中也。可久之道。中而已矣。然中之为道。又非胶於一定之谓也。故君子於修己应世之间。凡事以时中处之。无常而实有常。有常而若无常。千变万化。不离乎中。所以雷风变动不拘之物。而名其卦曰恒。如是为恒为德。岂有不能与天地同其用哉。
博主：天下圣道，国之本根。正本清源，源远流长。人心既正，民风自正，此所谓无为而天下治也。
介绍一个喝茶的好地方，本文幽篁里图片，转载自博客http://www.cuiniao.cn/article.asp?id=645，仅以致谢！
幽篁里背景：
淮海中路一八零一号老洋房始建于一九三五年，为法国领事在上海官邸之部分。当时由国外设计师负责设计与施工管理,由法国领事居住，后为爱国药业先驱项松茂（1880-1932）购入。
几经周折后，官邸的副楼及部分花园，于2008年10月，改建为“幽篁里”。届时“幽篁古韵文化会所”在上海市淮海中路1801号揭幕。
“幽篁里”位于一栋30年代的三层老法式洋房内，毗邻上海图书馆、宋庆龄故居。竹林、回廊、流水、古琴声……“幽篁里”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中心，享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人意境，在现代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偷得半日清闲。
祝贺央视改版 - 上海暴力拆迁：一个女人的燃烧瓶与铲车的大战(图) CCTV博主：媒体是面镜子，用得好，就是“治吏”的有力工具，可以照奸臣，监督基层官员的作为；了解民心，体察民情。“国治而天下平”- 在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的博栾中，究竟谁输谁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祝贺央视改版 - 上海暴力拆迁：一个女人的燃烧瓶与铲车的大战(图) CCTV
导读：强行拆迁，业主以汽油瓶相抵，一场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正式上演。
消防车为铲车灭火后，消防车水枪开始喷向业主潘蓉。
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
今天我们来关注强制拆迁的话题。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惊心动魄的拆迁场面。
“你们是哪个法院的，也没有法院的判决书，如果没有，就是强占我的土地，侵犯我的财产。”
这名站在楼顶上的女士名叫潘蓉，在发生前面片子所记录的那一场冲突之前，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潘蓉和丈夫张其龙都出生在这个区的乡镇。上世纪90年代夫妇二人到新西兰留学，之后又取得了新西兰的国籍。2004年夫妇二人回国，把属于张其龙父亲的一所农村住宅翻盖一新，张其龙也开始回到国内工作。然而2008年，潘蓉接到的一纸虹桥机场交通枢纽的拆迁裁决，打破了他们一家平静的生活。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的交通枢纽工程，而潘蓉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范围之内，因此潘蓉一家必须在期限之内办理原先的住所，房屋将做拆除。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潘蓉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拆迁补偿是67.3万元。
上海市居民潘蓉：“我就跟动迁组说，我说你那个价格评估出来67万，那样我给你70万，你就跟我买一个跟我差不多屋况的，如果跟我一模一样那我就为难你了，就跟我差不多情况的这个房子，你给我去买一个，他说这不可能的。”
潘蓉所在的闵行区是上海市最大的行政区，临近虹桥机场。在住宅市场上，它属于上海市的四类地区，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早已经高达每平米1万5千多元。潘蓉的住宅虽然不是商品房，但是这套小楼，仅仅靠一层二层的向外出租，就能获得每月4000元的租金。潘蓉用常识来衡量，也觉得这个补偿价格显然不符合市场。因此潘蓉一家商量决定：既不认可这个评估，也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潘蓉：“你不能把我那只羊牵走了，然后拿一只鸡来跟我说，我这只鸡很漂亮，然后你看他会下蛋，会怎么样，硬塞给我，我不要，你还是把那只羊牵走了，那不行的。”
不能进行协议拆迁，上海市闵行区的这个虹桥枢纽工程还得要顺利进行下去，在履行了告知，送达拆迁行政裁决书15天以后，潘蓉仍然没有搬走，闵行区政府启动了了对潘蓉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的程序。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碰到矛盾做工作，做不听的按照程序走，也只有这个办法，你其他没有办法。”
高宝金，华漕镇政府副镇长。也是主管镇里拆迁工作的领导。在实施强制拆迁的当天，高宝金也在现场，协同闵行区政府以及公安、消防、城管以及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等各有关部门组织执行强制拆迁。
潘蓉：“那天是早晨很早大概7点那个样子，7、8点那个样子，就听着哗啦哗啦机器的声音，我在说汶川地震我们家里怎么了，然后跑那里一看那些机器就过来嘛，它过来的时候不是那种压重很重的嘛，很沉的嘛，然后我就说好像不好了，他们真的要动手了，要拆了。”
八点15分，强行拆迁开始实行。
潘蓉：“那些人就冲上来了，扔石头的扔石头，然后谩骂的谩骂，第一个铲车上来的时候，把我们家一层的那个门，因为是防盗的那种铁门，一下子就是撬开，就冲上来了，冲到了我们家的三楼，冲到了三楼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三楼还有一道防盗门，然后他们冲不进来，然后又在那个上面又叫又跳。”
强制拆迁果然事到临头了。究竟应该怎么办？潘蓉觉得自己还不是那种钉在工程上，提什么条件都不肯搬走的钉子户。在她看来，她所要求就是一个符合市价的赔偿价格。但是除了基本沿用原有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外，潘蓉几乎没法和拆迁方协商到一个更高的价格。几次协商价格无门，搬迁无法完成，拆迁的强制程序却开始一步步启动了。
高宝金：“我跟你老是说你不通，那不通工程不干了，你说一年不通，五年不通，十年不通这个工程别搞了，那国家肯定要采取措施嘛。”
潘蓉：“我就拿着那个话筒嘛，我就对着来拆迁的人，就面对面的势均力敌的那种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的合法财产，如果你拿了法院的判决书呢，法院如果判我是违法的，那拿了法院的判决书我就是开门让你们进来拆，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来，你那种没有法院的判决书，那就是属于违法的，那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财产的，我要反抗的。”
站在四楼阳台上用电喇叭喊话的，就是潘蓉本人。通过喊话，要求拆迁方出示法院的文书，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认定他们家的财产已经被剥夺了，那么他们就始终拥有对这栋房屋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潘蓉：“那天我们还看了《物权法》，我说那个《物权法》非常好，然后我们还深信一点，就是《物权法》都出来，那肯定是按照《物权法》，国家的法律都在那里面，怎么可能跑到人家家里来然后把房子拆掉，然后我跟你说，给你多少补偿款，你就拿多少补偿款，你总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你没有标准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很理直气壮的。”
强制拆迁是对拆迁户的侵权，潘蓉的这种说法并不只出现在她一家。华漕镇的高副镇长说，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都用这条理由抵制拆迁。每一次高宝金都觉得自己是磨破了嘴皮子和居民解释，但这种解释往往都不被对方认可。
高宝金：“你说你现在有一部分人，到现在为止，他认为你这个动迁不合法，你动迁都有文件，都上面有文件的，他还说你们不合法，就是他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你怎么讲他也转不过来。”
拆迁户拿的是《物权法》和高宝金争理，认为拆迁方侵犯了他们的物权；而高宝金带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拆迁人也就是通常说得拆迁公司如果已经履行裁决规定的义务，被拆迁人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这一条款进行解释。但是双方各认各的法律，各说各的话，无论如何也没法达成一致。
高宝金：“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所有的强迁程序，所有动迁的法律规定都给他们了，他们转不过弯子来。”
记者：“就在这一点上双方是很难一致的？”
高宝金：“当然这是少数，因为五千户人家，不可能都，有的人脑子别住了，你怎么说也，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转不过来，这么个情况。”
九点，潘蓉家的大门被推土机凿开，拆迁人员进入楼内，要把潘蓉一家清除出楼房实施拆迁，但是由于潘蓉家里一二层用于出租，三四层还有一个防盗门，所以拆迁人员到了三层以后没法上楼，双方隔着门开始叫喊，地面的人开始向四楼扔石块。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9点15分，挖土机开始凿房屋的外墙，楼下的阳台被机器手拍断，部分墙壁开裂并且倾斜。
潘蓉：“当时他们拍我们的围墙，拍我们墙的时候，我先生就开始跟我说，不行了，要阻止他们，然后就给他们扔汽油瓶的。”
潘蓉站在顶楼的阳台上，要求拆迁方提供法院文书。但是这个做法对于阻止强制拆迁的进行并不奏效。潘蓉和他的先生张其龙开始扔掷自制的汽油瓶。事实上，潘荣也知道，自己的这一做法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相关的条款。对于自己当初做出如此疯狂而且不理性的举动，潘荣坦言当时自己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潘蓉：“就是很紧张，我也很害怕了，我上去的时候还喝了大半杯的，我们家不是有那个酒，喝了大半杯的威士忌，我想壮一下自己的胆，壮着胆子上去的。”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当时任闵行区虹桥枢纽动迁指挥部的主任，金至今他仍然记得现场的情景。
记者：“当时丢汽油瓶的时候，这边有没有害怕？”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没有害怕。”
记者：“有车什么的，下面不怕得下来？”
吴仲权：“这个没有的，我们安全工作做好的，他把燃烧瓶扔在我们好象那个抓斗机上。”
吴仲权告诉记者，当潘荣扔下汽油瓶的时候，现场的拆迁人员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对潘荣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
吴仲权：“这种事情呢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好象各地这样的情况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是这个情况，后来因为他用燃烧弹烧煤气，涉及到一个治安问题，所以说作为治安问题来处理。”
就像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所说的那样，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都用《物权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这两部法律法规为什么会打起架来呢？
是
啊，潘蓉扔汽油瓶的举动，按她自己的说法，确实是非常疯狂，非常不理性，也触犯了我国的法律法规。那么她的汽油瓶能够阻止得了这次强制拆迁吗？
强制拆迁，暴力反击，责任与谁？
前面我们看到，潘蓉之所以通过暴力手段来抗拒拆迁，是因为拆迁方答应给他们的补偿，与市场价格差距巨大。
在多次协商和反映自己述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行强制拆迁如期而至，潘蓉为了阻止拆迁，开始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的暴力手段来进行反击，但是这能阻止铲车的开进吗？
10点，投掷汽油瓶的活动仍然在继续，但是汽油瓶并不能阻止拆迁的进行。
上海市居民潘蓉：“一开始我们扔的时候是没有碰到他那个车嘛，然后那个车就退回去了，退回去了我想他们停止了，不行，他们叫来消防车，像打仗一样的。”
八点15分，强行拆迁开始实行，拆迁人冲上来，扔石头然后进行谩骂。
潘蓉事后回忆，她当天不论是在楼上喊话，还是投汽油瓶，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让拆迁的机器停下来。觉得这样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捍卫财产权的态度，并以此对抗拆迁方的侵权。
记者：“整个拆迁的面积有多大？”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17平方公里。”
记者：“潘蓉的家在地图上哪里？”
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在这里。”
吴仲权，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当时是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潘蓉家执行强制拆迁他也在现场。他说，整个虹桥枢纽工程土地拆迁面积高达2万5千亩，涉及到的农户有5000多户，企业2100多家。他坦言，在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拆迁户特别是强制拆迁户向他提出最多的问题就是指责区政府的强拆侵权，这让他频繁遭遇激烈矛盾。
吴仲权：“他们自己觉得好象你们是不按法治来做，好象你们强迁来做，那么这个项目上真正强制动迁的是有的，一共有，到现在为止一共是27家。”
并不只是吴仲权遇到这样的难题，华漕镇政府的高宝金也屡屡遇到激烈的矛盾冲突。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动迁那不得了，我的车子都给人家砸了两次了，肯定有部分人对你不满意了，要是有1%的人，那里面的人就不得了了，你说对不对这个数字，因为人家不认识，其他领导干部他不认识的，就我认识的，都从小一起长大的，何况我在搞动迁这个工作，这个难度很大很大的。”
强行拆迁究竟是否如潘蓉所说涉及侵权呢？
上海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克健：“那么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怪现象，就是各用各的法，各说各的话。”
王克健，上海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07年，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20多名律师致信国务院，提出由于现行的《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已经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以及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已经产生矛盾，本着下位的行政条例要服从于上位的国家法律的的原则，提请国务院要修订或者废止现行的《城市管理条例》。
潘蓉放弃了阻挠强制拆迁的行为，房屋最终被推平了。
王克健：“我今天看到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对抗激烈了一点，其实城市房屋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全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起，它的问题实质完全是我们立法体系方面的一个问题，是由上面的立法造成的。”
王律师指出，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与此同时物权法还规定，国家、集体、私人财产均依法受到保护，这三者的财产同等重要，同样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王克健：“他手里拿着土地使用权证，他拿着房屋产权证，在我的权证在手的情况下，在你那个登记薄上依然登记我是产权人的情况下，我是土地使用权人的情况下，你怎么就来拆我的房子了，你法律不是要保护权利了嘛，我这有权证，就应当受法律保护，你怎么不保护，这时候老百姓肯定问了，你那个拆迁许可证，难道比我房产证的权利还大。”
那么政府要征收土地应该怎样处理呢？《物权法》第42条对政府征收公民个人的房屋和不动产采取了例外允许、严格限制的态度。该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王克健：“大家注意，这应当是征收补偿，而不是拆迁补偿，因为公共利益审查过之后，它是征收而不是拆迁，征收是所有权变更的一种方式，你征收去了，我的房子你征收去了属于你政府的，所有权变成你政府的，你拆的是你自己的房子，它就永远不存在强制拆除。”
王律师强调，依照物权法的规定，确实属于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在给与了足额补偿之后，政府要将财产的产权变更到政府名下才能实施拆除。2001年以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之初，为保证旧城改造和项目的顺利实施确实起到了高效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和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推出，这一条例就与之后实行的两部法律产生了矛盾。
王克健：“那么当你拿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你没有经过征收的情况，去拆别人《物权法》保护物权的时候，使之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侵权。”
王律师的这一番阐释是不是的确符合物权法订立的原则呢？《物权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肯定了王律师的说法。
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物权法》在这个上头已经明确指出来了，你这个征地拆迁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责任，因为你要为了一个公共利益去征地和拆迁，征地和拆迁的结果实际上是消灭了民法上的另一个合法权利了，那你这个拆迁人，他是一个公司，他是一个企业，他哪有权利去消灭一个别人的一个权利。”
在王律师看来，从现象上看是像潘蓉这样的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它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两部法律和条例之间的冲突。
潘蓉：“消防车来了嘛，然后消防车的那个人就开始冲我嘛，用水枪冲，消防车来以后那个车又上来了呀，上来以后，我们又急了嘛，急了又把瓶子扔下去，扔下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这个车灭火，为这个车灭火，灭火了以后就开始喷我们。”
《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的现实版“大战”该如何解决？
潘蓉告诉我们，她和丈夫张龙其都是新西兰国籍，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业主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
可是在国内，《物权法》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矛盾，却在现实中演绎成了潘蓉夫妇与拆迁方的对立。两个人的汽油瓶保卫战最终能让铲车停下来么？再来看看事件的结局。
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称，征地拆迁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责任，因为要为一个公共利益去征地和拆迁，征地和拆迁的结果实际上是消灭了民法上的另一个合法权利。
潘蓉：“喷了我以后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里换了衣服，再到楼上去，但是那时候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哭了，因为他在三楼，他拍的就是他脚下的二楼，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种房子的震动，他感觉到了，他哭了在里面，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儿子的哭闹让潘蓉放弃了阻挠强制拆迁的行为。房屋最终被推平了。至今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潘蓉也觉得，这样疯狂的举动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因为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手段来抗拒政府拆迁，事后潘蓉的丈夫张其龙被判妨碍公务罪。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刑事案件，因为政府强迁合法的，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导致潘蓉始终不能和拆迁方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就是拆迁的赔偿过低，那么这样的补偿办法究竟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呢？虹桥机场动迁办的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这个方案是由闵行区政府的各相关部门开会决定的。记者仔细研究了虹桥枢纽的补偿方案，对于赔偿方面，该方案使用的是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作为赔偿标准，然而建设部在2004年就曾经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权基价的做法与《拆迁案管理条例》规定的以市场评估作为赔偿依据是不相符的。
记者：“你觉得这个是市场价格评估吗？”
吴仲权：“应该说计划带市场。”
记者在闵行区政府和枢纽工程建设公司签订的土地拆迁大包干协议当中看到，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每亩地余下的100万元费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对于记者的疑问，吴仲权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吴仲权：“它主要是靠了虹桥交通枢纽这个建设，那么这个建设不是你群众本来有的，是因为虹桥交通枢纽投资了一千个亿，是带动了区域周边的房价。”
深入了解上海这起拆迁事件，我们发现围绕拆迁补偿、拆迁程序到底是按什么样的法规标准来执行？政府、业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说法。问题的根源也不难理解，就是《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宪法》修正案13条各有各的说法，当事方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
两年前，《物权法》出台的时候，人们就寄希望于它能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避免再出现最牛钉子户的情况。可为什么两年后还存在这种法律法规彼此打架的情况，我们也采访了《物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
记者：“我们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权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曾经提到过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那么有关拆迁和征地的条例也会进行修订，但是为什么在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修订的条文出来呢？”
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你谈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当时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们实际上就开始这两个条例的修订工作，原来要预定就说再2007年的3月份修订颁布了《物权法》，然后到10月1号，2007年10月1号生效的时候，这两个条例就应该颁布出来。”
记者：“新的这个修正以后的条例应该颁布出来？”
孙宪忠：“要修正出来，这两个条例也要颁布出来同时生效，但是后来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从国务院、从上头，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我们也参加这个工作，后来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一下子没有颁布出来。”
记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方面的压力？”
孙宪忠：“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反对，他们认为原来征地拆迁就是我们政府就躲在后面，这个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他们之间进行法律上的协商，我们政府躲在后面给他们做中介人，但是实际上经营土地是政府，出让土地、征收土地出让金等等这是政府很乐意干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额出让金，政府它又躲在后头，把矛盾的交给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这个做法从法理上是不妥当的，这个障碍就在这里，上海最高一亩地是30万块钱，你看就是同样这一块地，它给农民30万块钱，政府给农民30万块钱，然后交给政府，政府然后再交给企业就一百万，从中赚70万，就是叫做第二财政，就给政府拿去了。”
上海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克健称，2007年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20多名律师致信国务院，提出由于现行的《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已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以及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产生矛盾，提请国务院要修订或者废止现行的《城市管理条例》。
半小时观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绑架法律法规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像潘蓉这样的业主拿着《物权法》却扛不过《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挡不住强制拆迁的车轮？孙宪忠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
在这场法律和法规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势单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没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妇面对强制拆迁采用了一些违法违规的暴力手段，有关部门也对她们进行了相应处罚，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的无奈。
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一个重要的治国思想，国家管理者必须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应该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合法财产，这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更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体制，只有公民财产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市场经济才可能有持续健康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才能有长远未来。（记者：鄢闻余 摄像：白羽）
中国房地产正在绑架整个社会
2009年11月25日 00:00:15 来源：新华网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余丰慧 作者文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2010年内地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是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的产业，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个。（11月23日《扬子晚报》）
在中国，房地产的确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稍有闪失都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房地产已在左右着中国经济。当前，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其实最大的不合理不就在房地产所占比重太大，地方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房地产行业吗？在保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关键时期，谁都不敢得罪房地产，谁都要宠着惯着甚至敬着房地产商。
其实，不但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社会许多方面也都被房地产所绑架。
房地产绑架了某些地方官员。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某些官员，他们非常看重、依赖房地产业。因为房地产的发展能给他们带来鲜活的GDP数字，有了GDP高增长才有所谓的政绩，有了政绩才能把官帽越戴越大。此外，地方政府税收及自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很大程度上也依靠出让土地金。这块大肥肉，一些地方政府岂忍心放弃？
房地产绑架了中国金融。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性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数量惊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往往不敢轻易紧缩房贷政策。否则，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银行存量房贷将面临巨大风险。金融机构只有依着开发商继续增加贷款，继续给投资投机者提供按揭贷款，维持房价继续走高，这样其贷款才会安全，房产作为抵押物才不会缩水。
房地产也绑架了中国普通百姓。在房价高企时代，为一套住房普通百姓往往需耗尽一生，甚至几代人的积蓄。在各大城市，望房兴叹者更比比皆是。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房改房已经难以满足下一代年轻人结婚等对住房的需求，一旦子女结婚，子女及双方父母或都不得安宁。
房地产绑架中国社会非常可怕，任其发展下去，将给中国经济埋下巨大隐患，这不是危言耸听。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痛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使房价回归理性，既确保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又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安全运行。
开发商深圳结盟 抱团炒地谋控一级市场
来源：华夏时报 2009年11月21日08:59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本报记者 陈小瑛 深圳报道
开发商拿地太多要饱受争议，公开竞价要承担高成本，新的夺地模式，时刻刺激着开发商的神经，原本是竞争对手的他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
近日《华夏时报》记者独家获悉，象征着一个利益联盟的中国土地投资协会(中土协)已在深圳横空出世，协会汇集了华南大部分开发商负责拿地的骨干，目前会员达到190多人。据悉，碧桂园、雅居乐等土地储备较多的地产商均参与其中。
而该协会一牵头人告诉本报记者，因为暴利诱惑，很多开发商都想来分一杯羹，因为控制了土地一级开发权，也就控制了土地的买卖权。
开发商联合进军土地一级开发市场，作为一个新兴拿地模式，正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方利益群体开始在这个房地产产业链的最上游角逐。
开发商联盟的奥秘
“走联合之路，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中土协的一位牵头人直言不讳，“其中有的是上市公司，不方便出面操作；有的是港资企业，对内地市场运作不熟悉；有的是企业跟政府关系不行，协会联盟可以取长补短。”
有意思的是，土地储备较多的开发商，过去公开拿地，是为了上市融资，而如今做地主却饱受指责，每个项目都被紧盯着，这让开发商们倍感压力，因此全国最大的地主之一碧桂园也开始寻求新的拿地模式，用别人的名义拿地。
但是，协会是民间组织，没有拿地的权利，如何能名正言顺地参与开发呢？这位牵头人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背后有公司控制运作，协会仅仅是个包装，他们以土地顾问或者提供某种服务的名义同政府接洽。前期参与一级开发不能买卖土地，但是可以控制土地。
深圳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告诉本报记者，已有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例子，前不久深港澳商会便在大连与政府签下一块一级开发的土地。
“一级开发不是一般人能做下来的，时间长，关系复杂，很多公司不愿意去蹚浑水。”中土协牵头人对记者解释说，如果二级开发商看中了哪块地，一级开发商再以协会的名义去跟政府谈，土地在一级开发商成立的壳公司名下，而资金则是由二级开发商来出。“协会背后都是不同的开发商，一旦开发过程中有问题，开发商和政府都可推卸责任，所谓‘冤无头，债无主’。”
看起来，开发商联盟拿地，一是避开公开市场的争夺，先入为主做到最低成本拿地，二是避开外界的监督。但在开发商联盟中，又存在着分化，即一级土地开发商在控制土地后倒卖给二级开发商，中间赚取一层利润。
“通俗地说，我们用协会名义来控制土地，虽然一级开发还没有拿到土地使用权证，但基本就可以锁定了，卖给谁，多少钱卖，都是我们自己做主。”协会牵头人如此坦言。
一级开发争夺战
协会联盟的关键，是商议如何进行土地一级开发。
在经历了2007年疯狂拿地，2008年土地无人问津，再到2009年因政府救市土地市场迅速回暖的过山车后，开发商们终于开始明白了土地的长久价值和低风险特性，争夺土地的战争再次打响。但二级市场土地太贵，如果没有关系和背景，很难拿到好地，因此，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开始进军上游——土地一级开发。
中国房地产职业经理人联盟土地投资委员会秘书长马越告诉记者，一线城市都是由国土局旗下的土地储备中心来操作的，资金充裕，土地资源又紧缺，土地一级开发都被政府垄断，企业参与，政府只给2%-8%的管理费，而不是共同开发的分成模式，所以开发商将目标移向了二、三线城市。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投资部副总经理马安华就告诉记者，他们做一级开发主要是在中小城市，目前成都就有2个项目，一级开发没有固定模式，关键是政府愿意合作才行，一般是公司出钱做成“熟地”，拍卖后收益跟市政府按比例分成。
据记者了解，土地一级开发的争夺，实质上就是土地指标的争夺。
“县、市政府拿不到指标，我们就帮忙去省里争取指标，今年的指标用完了，就争取明后年的。”协会牵头人透露，有指标的地，政府当然更愿意公开拍卖，而他们参与的一级开发，大多是没有指标的土地。
英联国际不动产董事长郭建波对记者说，他们代理过的深业集团2007年在江苏泰州拿下一个14平方公里的项目，就是深业事先投资，赢得了二级市场拿地的优先权，政府挂牌时限定条件走程序即可。
“下游没水喝，当然要跑到上游来争水了，成片的一级开发利润只会越来越大，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现在很多中小城市的领导根本没这个意识，都是开发商指定要哪块地来操作。”国际商务策划师崔元星指出，一级开发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交易规则也不成熟，主要是和政府商谈，国内一级土地市场才刚刚起步。
“指标就是钱，谁能拿到指标，谁就是好干部。”有些地方领导甚至如此大胆地宣称。控制土地一级开发权，拿到土地指标，是时下各大开发商最为头痛的夺地关键。
上游的暴利链
“一级开发的利润比二级开发大很多，尤其是新城区开发成本较低，算上拆迁赔偿、指标、五通一平等成本，一亩成本大约为20万元。”崔元星向记者透露，在县城土地能卖到50万一亩，市级可以卖到100万-200万元一亩不等，区域不同，出售的价格也不同，但新区开发成本都差不多。旧城改造成本相对高些，不过政府会通过调高容积率来保障开发商的利润。
“三、四线城市的新区所有成本加起来只要1.8万元一亩，太高没钱赚。”中土协牵头人向记者爆出了惊人的数字。
正是由于投资回报率高，熟悉内幕的企业都觊觎着充满暴利的一级开发。
崔元星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操作过数十万亩的一级土地开发，其中就有中信泰富在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的项目，占地37.93平方公里，2.5万亩经营性用地，一级土地开发投入12亿元，一次性全部交给海南万宁市政府操作，征地款、清理补偿、税费及政府收益各占1/4左右，土地增值收益按五五分成。
金地、中海、中信等大型开发商也纷纷参与到大片新区一级开发中来。如西安曲江新区15.88平方公里的文化城，惠州新城18平方公里的健康城，浙江嘉兴市15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城，都是按土地收益分成来合作，且开发商往往占利润大头。
一级市场较为成熟的成都，开发商更是挤破了头，中信蜀都在郫县有7343亩、中新在犀浦有2000余亩、花样年在蒲江开发7000多亩，此外中铁二局\国地、阳光100置业集团等地产企业都来此分得一杯羹。
中土协牵头人告诉记者，做完一级开发后，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交给政府走招拍挂的形式，二是协议出让给开发商。他们选择的是后者，地方政府很多地依然是协议出让，不需要通过招拍挂，他们同当地有背景的人物联合去摘地，最后土地出让款全归企业，不需要跟政府分成，但前提是很多政府领导在公司也占有股份。
“有些我们看不上的土地，就倒卖给别人，潜力大的自己拿着，根据资金情况来定。”中土协牵头人说，他们在深圳拿的地有的囤积了8年，就是想等到价格贵的时候再拿出来挂牌。
馅饼还是陷阱？
“做的好是馅饼，做的不好是陷阱。”崔云星对记者说，根据他多年的土地顾问经验，一级开发商具不具备眼光、是否有和政府谈判的能力很关键。
“一级开发是可遇不可求的，收益也不均衡。”深圳某大型上市公司负责拿地的人士告诉记者，他们2006年参与珠海的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发，花了一百多万元做好方案，跑了两年的关系，规划方案、容积率各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但最后因为拍卖的价格高过他们目标价一千多元，而被别的开发商拍走，前期的成本也亏进去了。
“因为土地资源政府垄断，政府从心底里认为与开发商合作一级开发是迫于无奈，很多专家认为给开发商分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崔云星说，“我顾问过的西部政府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推行一级开发市场化，领导理念僵化，等到开始实施时，问题就来了，外来人别想赚钱，成都和呼和浩特是特例。”
崔元星还告诉记者，他们顾问的宗旨就是：帮政府圈钱，为企业圈地，促进阳光下的钱权交易。
海南万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苏文和也告诉记者，一般一级开发项目都是几千亩，资金成本太大，所以他们做的项目不多，能否做就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公司的资金实力，第二是跟政府的关系。
“只要各种手法到位了，政府的招拍挂土地方式就可能为你度身定做，尽管有更高层面的约束，但总有解决之道。”崔云星感慨，一级开发的水比二级开发更深。
但中土协的牵头人告诉记者，他们运作一级开发有十多年的经验，只是以前没有公开过，越来越多开发商想参与进来，有了联盟后，他们施展的空间也就更大了。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
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2009-10-15)
● 于泽远 北京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周瑞金最近这篇约两万字的长文本月11日发表在中国治理与选举网站上。文章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庆祝中国国庆60周年之后，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并已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集团渗透政法系统
最为严重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级法院五名法官被“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弱势群体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贫穷人口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
对于官方高度重视的维稳，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时，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
文章强调，正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文章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邹忌讽齐王纳谏·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馀,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观之，王之敝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於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後，时时而间进。 期年之後，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於齐，此所谓战胜於朝廷。 10 novembre 也说台湾历史 -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说台湾历史 -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博主：我初来国外求学，遇到的台湾同学是台湾原住民的后代，他们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并无好感，十分痛恨。相反，对日本占领时期甚有好感。我甚为不解，大惊失色。台湾同学告诉我，国民党占领台湾的时候，杀的人比日本占领台湾时杀的人还多。 台湾同学说，我们原住民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为什么国民党一来，就屠杀了我们很多人？他们对于给台湾带来战争的溃败党派没有好感。 台湾民族矛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我们要看到党派背后，基础民众的利益诉求；看到台湾的原住民，与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之间的历史争议。 我们要警惕某些人利用中国大陆同胞不了解台湾历史，从中渔利，变相地利用中国同胞打压台湾原住民的某些正当的利益诉求，转而加深大陆与台湾原住民的误解，反而激化民族矛盾。
今天的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只是在日本和美国影响操纵下的两个傀儡，一场政治秀给世界看而已，台湾并没有主权独立和人民真正平等的选举。美国也是在南北战争，南方战败投降，放下武器，全国统一，内战结束，全国废除黑奴制度后，才进行的全国选举。只有台湾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国统一，全国大选，才会是主权独立的选举。 台湾同胞会看到，国家在进步，民主在发展，中国和台湾是兄弟姐妹，是本家。中国带着和平和幸福来台湾，台湾永远是中国母亲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今天中国国家大，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勇于提出意见，凡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我们要积极争取；对民族和国家不利的，我们也要勇于指出。
中国主权独立、和平稳定、国家繁荣来之不易。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人的事，民族矛盾，自己协商解决；不能成为别人的棋子，也不是别的大国的附庸，更不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人人自私自利，国家就衰弱了，列强才乘虚而入，来攻击你。只有我们团结，抱成一团，国家才会强盛，民族才会兴旺。中国会成为道德的大国。 权威学者建议国共合办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14日21:51我来说两句(39)复制链接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新华网台北11月14日电 （记者陈斌华 应坚） 由台湾民间团体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主办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14日在台北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在会上发表论文建议，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可在2011年、2015年分别联合举办辛亥革命10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形成两岸共同纪念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惯例。 张海鹏是最早一批赴台参加学术会议的大陆学者之一，早在1992年5月就到台湾参加“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他说，两岸政界、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共同关注的，因为它是所有中国人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两岸分隔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前提，是一个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急需解决的重要历史认识问题。 这位近代史权威学者建议，两岸可在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上先建立合作机制。纪念活动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举办，也可考虑两岸其他党派共襄盛举。明年初组成筹办班子，由国共两党相当层级的负责人牵头，吸收两岸学界和各界代表组成，对纪念活动进行策划和设计。活动主要体现两岸和解、两党和解、中华民族团结向前看的精神，重点阐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他说，如果这个合作模式成功，那么2015年8月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学术讨论活动，可以照此精神办理。这两场重大纪念活动如能成功举办，有助于推动两岸人民对两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形成共识，至少也会消弭许多误会，大大提升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统一形成积极的精神力量。两岸政治家和学术界领袖应拿出魄力，共同促成。 张海鹏还建议，两岸可在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2017年卢沟桥事变80周年、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2020年鸦片战争180周年共同举办纪念活动，甚至可以研究2021年共同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2024年共同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 为期2天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是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学者首次在岛内就双方关心的包括政治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等28位大陆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期间，与会两岸专家学者针对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台湾历史 荷兰占领 1624-1662 38 郑成功 1662-1683 21 日本占领 1895-1945 50 国民党占领 1949-至今 正視黑暗的歷史 迎向光明的未來
台灣歷史學會
戒嚴時期關押許多政治犯的景美軍法看守所，是惡名昭彰的人權侵害修羅場。然而，今年文建會卻將這個「台灣人權景美園區」，擅自更名為「景美文化園區」，並修繕其中部分建築物，開放給藝文團體進駐。 在強人黨國體制下的景美軍法看守所，就像德國在波蘭的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一般，曾經關押過許多人的青春血淚。它是戰後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黑暗歷史不容抹滅的一頁，豈能被如此橫加扭曲與踐踏？
是屬於「人權」的，就應該歸還給人權，不應名實不副的使用「文化」來加以包裝與美化。但更重要的，不是人權「名稱」的恢復，而是實際面對歷史的具體「作為」！所以，當局應該對該園區做全面而完整的調查研究，同時朝國家級博物館的方向規劃並予以法制化。接著，應配合各級學校的公民與歷史教育，使其成為學生參訪的場所。而保存這個歷史的場景，其目的是為了警惕後代不要再有此類侵害人權的事發生！
日前馬英九總統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兩項國際人權公約，並不意味著我們的人權已有大幅進步。除非落實為具體行動，否則就如同凍結憲法、侵害人權的蔣介石一般，也可宣稱台灣早已實施憲政！倘若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就猶如在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所謂「行憲紀念日」當天，縱使早已宣佈「行憲」，終究也只能「紀念」而已！這將是何等的諷刺！
不能記取白色恐怖的歷史教訓，只想聽取美言，是不智的；將踐踏人權的歷史視若無物，並繼續侵害人權，是不仁的；沒有勇氣承認過去歷史的錯誤，不斷的想掩蓋真相，是不勇的。而不智、不仁、不勇的人，根本沒有資格、也無法引領我們向前邁進！
因此，我們誠摯的呼籲：全區完整保留「台灣人權景美園區」，並推動立法，在當地成立國家級的人權紀念館！
我們更要嚴正的指出：唯有正視黑暗的歷史，才能迎向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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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史實是教師歷史專業的前提 文／薛化元 從高中到國中（七八九年級）課程內容修正，是這兩年相當重要的教育課題，而其中歷史的部分，爭議也最大。雖然，其中攸關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形式上好像是爭議的重點，因此，在所謂避免政治爭議的訴求，或是所謂尊重教師專業選擇的議論下，往往選擇將相關的內容捨棄。問題是：政治掛帥的教科書內容固然不足取，故意掩蓋歷史事實的教科書，更是完全不合乎歷史專業的政治行為。 如果可以因為立場不同，就可以假借避免爭議為名，主張教科書可以湮滅歷史事實，那麼這樣的態度又要如何去質疑日本當年的教科書事件？！
以歷史為例，數十年來教科書只提「開羅宣言」，刻意抹滅下令日本台灣軍、台灣總督府向陳儀投降的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更不用說國際法上日本正式放棄台灣主權的舊金山和約。寫到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千篇一律都刻意凸顯中華民國代表團宣佈退出聯合國的一幕，而故意不提聯合國決定中國代表權的 2758 號決議案。幾十年來的教育結果，歷史好像沒有爭議，就是少了對史實的尊重。而大多數的國人至今不知道國民政府當年接收台灣的真正依據，也搞不清楚為什麼中華民國╱台灣的外交處境發生困難的真正經過，當然有相當比例的教師對此也未必清楚。
面對此一問題，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多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或是教科書業者提早提供相關參考資料，使相關教師可以取得更多奠基於史實的知識，才是提升教師專業合理的選擇。但是，相當令人遺憾的，根據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全國教師會對 9 月 22 日教育部討論的「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七到九年級基本內容草案」，還是如同舊往，又搬出所謂「國家定位等爭議議題」不宜放入的舊調。就此而言，吾人認為教科書的內容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可以依據與現狀淵源的標準，或是其他歷史專
業的標準、課程理論來討論取捨，而不適合捨去專業輕率以去爭議化做訴求，否則失去了史實，歷史的專業又是什麼？！
基本上，教師針對教科書內容表達意見，是相當重要的。而此一重要性乃是基於對教師專業的考量，在此一脈絡下，教師的專業意見自然必須重視。不過，尊重史實是教師歷史專業的前提，如果不以尊重史實作為討論的前提，則教師團體專業的色彩勢必大打折扣，其意見的意義也與一班社會團體相若而已。此事影響未來我國教育發展甚大，也考驗教師的專業水準，以專業自詡的教師團體豈可不慎乎？！
台灣的霸權國語與悲情方言 2009-09-12 08:17:52
1966年，中國開始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上千萬的中學生因此失學。但在對岸，老蔣卻於1967年6月27日國父紀念月會中指示：「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畫。」就這樣，台灣在「政治強人」的意志下，實行了「耕者有其田」之後的另一「德政」。
但吹牛容易，做事卻難。一個月後8月9日的國民黨中常會，老蔣改口說了：「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不惟對自由基地乃為文化復興之具體事證，即對大陸同胞，亦具重大政治號召作用。」一個月前的「義務教育」，也就是與當兵納稅一樣，不上學就要罰的「義務」，縮水成了要上不上隨你便的「國民教育」；「德政」也還原本意為對大陸同胞的「政治號召」。
然而憑良心說，無論是不是「義務」，或是不是「政治號召」，要讓台灣孩子讀九年書，不單只是花不花得起這個錢，一時之間要張羅這麼多硬體設備與師資，也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當年我所讀的國中，是日治時代在半山腰裡設置的陸軍療養院附設野球場（棒球場），在倉促間改建而成。至於師資，大陸來台的退伍軍人、因印尼排華而來台的華人、資深的小學老師，全都這樣湊合著用了。1975年夏天，我與大多同學一樣，每天「上山」去讀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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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時有一個至今仍難忘的同學，就是來自山上農家，他的耳朵長得與大家都不同，是朝外長的，也就是俗稱的「招風耳」，大家都叫他「大耳豬」。頑皮的同學總喜歡用拇指扣住中指彈出去，把他的耳朵彈得又紅又腫，大耳豬雖然個子不高，但也還算精壯，不過從未見他反抗，甚至連回嘴都沒有。
那時正是台灣查禁方言最嚴厲的時期，只要被檢舉說一句台語話，就要被罰一塊錢。有一次大耳豬被兩個同學欺負到不但耳朵紅了，連臉龐都被氣得漲紅了，於是小聲回了一個「幹」字，那兩個同學還不死心，就像合唱一樣整齊的說：「喔！說台語，罰一塊。」班上同學也都帶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他們兩個繼續戲謔大耳豬。
我當時心裡很難過，可是也沒那麼大的勇氣，去制止那兩人的胡鬧，只是說了一句：「不算，『幹』是國語啦！國語就叫『幹』。」大耳豬好像被提醒了一樣，竟又更大聲的罵了：「幹你娘！」全班同學都被這句台語的「國罵」嚇到了，眼光都轉向對罵的雙方。
那兩個同學本來還鎮定，像平常一樣用國語繼續罵著大耳豬，但大耳豬一開始用了台語的「三字經」，就好像已經開了保險的機關槍，接著連串射出台語的「六字經」、「七字經」。平常用國語吵架時，大耳豬像是個受盡委屈的小媳婦，只敢嘟嘟嚷嚷的說：「你要怎樣啦！」但今天卻完全改觀，大耳豬越罵越順口，越罵也越大聲。真的，從電視布袋戲被國民黨禁播以後，從來沒聽過那麼「大快人心」的母語。
大耳豬幾分鐘的台語罵人，換算罰金恐怕要幾百元，那在當時普遍貧困的台灣，對國中生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但好笑的是，所有同學也都很有默契，沒將這件事報告老師，只罰了大耳豬一元（那一元還是我出的，到今天大耳豬也沒還我）。不過從此之後，那兩個同學也沒有再去找大耳豬的麻煩。
成年之後，看到美麗島事件後，競選時那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在台上全程使用台語，控訴國民黨的不公不義、獨裁霸道；其實他們說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大家也不關心，只要他在台上大聲說出台語，選票就到手了。回想國中時那段大耳豬的「母語反抗記」，心裡也不勝感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夾帶著情緒的母語訴求（其實也就是族群版塊切割），效果絕對大於空洞的公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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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老蔣對台語及客語的打壓，最讓台灣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日後每逢老宋參選，就必須面臨民進黨或本土團體的指控：「誰殺了史豔文？」
「史豔文」是誰？大陸網友一定很陌生。其實史艷文是個虛構人物，他是台灣布袋戲《雲州大儒俠》裡的主角。劇本是五洲園掌中劇團老闆黃海岱年輕時，根據十八世紀中國小說《野叟曝言》所改編的。敘述在十六世紀的明代，男主角文素臣領兵征伐東倭海寇（當時的日本）的故事。
黃海岱改編這部戲時，台灣還受日本殖民統治，小說也被總督府列為「禁書」。黃海岱為了能演出這部戲，就把小說中的人物姓名和情節稍微做修改，保留了小說中的大部分精神，男主角的姓名改做「雲州玉聖人－史豔文」，劇名也改成《忠勇孝義傳》，在野台戲裡演出。
60年代台灣會出現電視台，全拜對岸所賜。1968年之前，台灣只有省政府經營的「台視」一家電視台而已。而台視能在1962年開播，是因大陸已經有電視台了。老蔣為了面子，只好由日本提供技術，讓台視開播，所以至今日本富士電視台還是台視大股東之一。
一開始台灣連生產電視機的廠商都沒有，台視還要自己開工廠組裝電視。經過六年慘澹經營，終於轉虧為盈，中南部也設立了轉播站，觀眾都能看到電視節目。但其他單位看省政府的台視賺錢眼紅，也紛紛設立電視台。黨部創設中視，軍方創設華視。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所謂的「老三台」。
華視一開始設立，台視與中視就一起封殺他，與現有演員都簽約，讓華視沒有演員。華視無奈之下，只好大量引進台語片的演員，製作了「西螺七坎」之類的台語連續劇。三台都是靠台語節目賺錢，因為台語節目觀眾多，也比較能拉到廣告。
當台灣只有台視一家電視台時，製作節目完全不必考慮「收視率」，所以根本不必有台語節目。但黨營的中視與軍營的華視成立後，省營的台視面臨另外兩台的競爭，為了收視率與廣告，因此邀請黃海岱的次子黃俊雄，自1970年3月起，把「史豔文」的故事在電視上播出，沒想到這部台語布袋戲一推出，立刻受到全台灣觀眾的喜愛。
「史豔文」可說是當時全台灣人民最熟悉的人物，每天中午一到布袋戲播出時間，台灣人民幾乎都停止了工作和休息，守在電視機前面，收視率甚至高達97%，這個歷史紀錄大概至今全世界也沒有辦法破。電視台也因此荷包滿滿，那時台視員工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薪。當然，人怕出名豬怕肥，你問當時的小孩，誰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老蔣絕對排名在史豔文之後，《雲州大儒俠》受盛名之累，想不被禁也難了。
起先是一些特務機關「約談」黃俊雄，例如戲中有個丑角「怪老子」，說台語時故意學北京話捲舌來製作笑點（中國南方方言都沒有捲舌音）。怪老子自稱閻王爺不准他活到六十四，所以別人問他幾歲，他都用台語故意捲舌回答「六十三」，問他明年幾歲，他還是說「六十三」。但那時台灣退出聯合國，老蔣因身體關係已經很久沒在公開露面了，而中華民國紀元也到了六十二年，難道影射老蔣就是「怪老子」，特務機關就用這件理由「約談」了製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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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州大儒俠》雖經特務約談多次，劇本也一再修改。例如有人檢舉劇中的大魔頭「藏鏡人」是影射小蔣，製作單位就讓藏鏡人「改邪歸正」成了好人。另外配合國情，處死了「怪老子」，增加了「中國強」這個角色，但收視率依然居高不下。直到演了583集後，老蔣終於祭出「必殺令」，1974年6月，新聞局以「妨害農工正常作息」為由，禁止台視繼續播出「雲州大儒俠」。
其實從證據上看來，老宋是在1979年才擔任新聞局長的，禁播布袋戲確實不在他任內。但1980年，老宋以局長身分在立院答復立委質詢時，確實也說過：「今後各電視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持平的說，兩蔣在台「消滅母語」的語言政策，憑老宋的年紀，確實不可能是「始作俑者」，但他在「發揚光大」上也是重要角色。兩蔣在台的重要語言政策分別是：
1956年禁止各級學校使用方言，違者罰一塊錢並掛「狗牌」。
1957年限制《教會公報》使用台語的羅馬拼音。 1959年起，停止申設民營電台，公營和黨營者占95%以上的頻道。 1963年行政院頒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原則」，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1964年政府通令機關學校「辦公時間，必須一率使用國語」。 1972年教育部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 1975年沒收羅馬字版的《台語聖經》。 1976年行政院公佈「廣播電視法」，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 台灣歷史上真正殘酷打壓台語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50年代，而是在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那一年開始，直到蔣經國晚期才逐漸放寬。因為老蔣在退出聯合國後，明白自己代表全中國的神話，已經不能再欺騙台灣人了；但他非但沒有收手，反而更加嚴酷。所以才會在那個階段，在學校、在廣播電視、在教會嚴禁台語，完全不理什麼人權的。
當「雲州大儒俠」被禁止以台語播出後，台視曾試用國語播出，但根本沒有觀眾，播沒幾天就下片了。其他電視台也製作新的國語布袋戲，如1976年中視播出《二十四孝》，1977年華視播出《神童》等，照樣也是沒播幾集就草草結束。因為布袋戲對白裡有很多押韻或俚語，必須用台語來講才有味道，翻成國語就不可愛了。以此維生的工作人員只好離開電視台，不是流落街頭，就是又跑去演野台戲，或是作「孝女白琴」（在喪禮中代替家屬大哭的藝人）。
國語播出的布袋戲失利後，電視台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台視絞盡腦汁，乾脆以真人來演出「雲州大儒俠」。找來當時最紅的歌仔戲明星楊麗花來演史豔文，石英演藏鏡人，洪流演出怪老子。想透過這些有高知名度的演員來帶動收視率，無奈觀眾還是不接受，「史豔文」確定是還魂無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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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處死「史豔文」的手段，並非是「斬首」，而是「凌遲」外帶「連坐」。因為在獨裁者眼中，語言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他覺得說這種與我不同，卻又是多數的語言，是在威脅我的統治地位，就是「潛在的造反者」，非徹底根除不可。所以他可以同意「雲州大儒俠」用國語播出，證明查禁關鍵不在劇情內容，而是在於那個表現形式。假如黃俊雄布袋戲不要那麼紅，老蔣也不會下這個殺手。不紅的台語節目，他們沒興趣管的。
跟「史豔文」一起被「連坐」的，就是台語播出的歌仔戲與連續劇。在1973年6月之前，電視台並不是歸新聞局管的，而是由教育部管理的。1972年教育部就已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但當時國語節目根本沒廣告，必須靠台語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這一小時，強迫廣告商一搭六、一搭七的「統包販賣」，才把國語節目的廣告時段賣出去。
老蔣為了控制思想、消滅台語，停播了三台受歡迎的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等節目，換來的是每天一段台語配音的《蔣總統秘錄》，連國語播出就沒人要看的反共片《寒流》，也被迫配上台語，這樣就算半小時的台語節目。誰能想像在陜北延安的窯洞裡，一群共產黨員用台語策劃著「陰诸嵏仓腥A民國」是怎樣的畫面嗎？電視台總經理或業務經理，若沒有政治壓力，誰會作這種「賠錢」的決定？
歌仔戲在電視播出的歷史比布袋戲還久，早在1964年，楊麗花演出的電視歌仔戲就已一炮而紅。1969年中視開播後，也組織歌仔戲團，更首創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每周六集，每集一小時。1971年華視開播時，也由林美照擔綱演出歌仔戲，收視率也不錯。但教育部限制三台播出台語不得超過一小時後，中視華視都因時段不夠而停播了，只剩台視獨撐局面。
1972年台視節目部就已邀巨星楊麗花擔任團長，組成了「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推出《七俠五義》，由楊麗花飾演展昭，葉青扮演白玉堂，播出後收視率甚佳。台視在停播布袋戲後，有了台語時段，所以持續播出戲劇團。但到了1977年，「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又被迫解散，從此台灣三台都沒歌仔戲。直到1979年蔣經國當總統後，為了攏落人心才又開放。台視推出由狄珊編劇，陳聰明指導的電視改良歌仔戲《俠影秋霜》、《蓮花鐵三郎》等。
除了歌仔戲演員，受「史豔文」池魚之殃的，也包括台語連續劇的演員。華視有一部戲叫做《阿塗伯》，是由演員金塗演的。為了讓其他演員也有飯吃，這部戲活生生的由台語轉成國語，每個中年的台語演員，費力的念著國語台詞，我記得外婆是流淚看這部戲的。後來製作單位乾脆把這部戲由喜劇變成悲劇，因為悲劇的台詞可以慢慢講，這樣台語演員才能演，沒想到這麼一改，收視率又高升，這是戒嚴時代的最真實「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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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是外省人，聽不懂台語，但有一次聽到布袋戲裡，史豔文用台語讀「出師表」，那抑揚頓挫之美震撼了他，從此他也不禁止我們看布袋戲。詩詞古文不用台語讀，實在太可惜。我常勸台灣的外省人或大陸的北方人，無論如何要學閩南語或客家語等任何一種南方方言，否則根本無法瞭解中文的美究竟在哪裡？
老蔣要在台灣推行國語，就像新加坡現在推行華語一樣，推動一種能與文字相符的通用語言，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反對。但在心態上與做法上，犯了非常不可原諒的錯誤。因為這個國民黨所謂的「國語」，對被日本統治已五十年的台灣人民來說，學習起來根本就是一種「外語」。當時兩蔣如果與日本當初來台初期那樣，鼓勵軍警公教勤學台語，不早就融入台灣社會了嗎？
可悲地是包括老宋在內的外省權貴，卻認為他們是台灣的統治者，根本不屑於學台灣人民的母語，甚至打壓、詆毀大多數人民使用的母語。雖然老宋後來為了選舉，也努力學了一些怪腔怪調，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台語和客語；但當初他們制定與推行那些野蠻的語言政策，卻為台灣族群之間的和諧，畫下一道永難痊癒的傷痕。
「推行國語」政策施行後，電視下午只能演出半小時的台語節目，晚上也只能演半小時，一天24小時裡，只有1小時可以播出台語節目，扣掉廣告的時間，剩22分鐘，再扣掉片頭片尾，只剩40分鐘。歌曲一天也不能播出超過兩首。最嚴重的是還規定你一天不能播超過兩首的台語歌曲。
至於《蔣總統秘錄》或《寒流》等，這些收視率連百分之一也不到的節目，要用台語配音播出；收視率達百分之九十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卻要用國語配音。老蔣是不要消滅台語，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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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在推行國語時，完全不顧某些弱勢家庭小孩的需要。對農工階層那些不曾接觸過國語，就直接入學的小孩，完全沒有任何「補救」教學，就與國語家庭的小孩，在不平等的學習環境裡一起學習，這些不公平的做法也就算了，還在小孩中間廣建「爪扒仔」（奸細），監控這些不會講國語的小孩。這些孩子即使是下課，甚至回家的路上，只要一開口，就有人會「密告」。
在這種語言白色恐怖政策下，外省小孩通常扮演「爪扒仔」的腳色。因為外省小孩的母語是國語，根本不會犯禁。但如此一來，眷村與農村小孩要不打架才奇怪，也讓台灣小孩與外省小孩隔閡更深。老蔣推行國語，非但無法促進族群和諧，反而是台灣族群空前緊張的時候。
小時候班上有幾個眷村小孩，他們下課時習慣用四川話交談，有同學去告狀，老師卻說四川話不算方言，也可見老蔣推行的國語教育，存在著何等的荒謬與不公不義。那種因母語而被歧視與壓迫的感覺，就是2005年縣市長大選，即使阿扁政績再差、經濟再壞，都還能擁有41%的選票，這還都要老蔣當年的「德政」，為民進黨留下了這些老本。
台灣現在的總統，無論阿輝阿扁，用國語演講時，總是語氣平和、慢條斯理；但只要一用台語，立刻殺氣騰騰、粗俗不堪。為什麼？因為他不是說給新世代聽的，而是講給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聽。沒有經歷過童年時那種語言政策所營造的社會環境，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家領導人用這種粗俗無賴的表演，卻能一次又一次的拿到選票。
很多有危機感的外省人與一些被馴化的本省人，他們並不是老蔣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卻成了時代的悲劇，被迫作為藍營的鐵票。同樣的，一些被仇恨弄得失去理智的台灣人，也沉溺在童年開始被迫害的語言情境中，只能跟著阿扁與阿輝的口號起舞；這其實也就是台灣的民主危機。
美國的學校上課講英語，但絕不會有老師下課後去管你說什麼話。老蔣要推國語沒人反對，但為何要打壓台語，歧視說台語或客語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姊上小學之前，從來不知國語是什麼，要他們講國語，就跟講英語一樣，我很明瞭他們在求學過程中所受的挫折。只要一開口，就要在司令台掛上「我不說方言」「我是笨蛋」牌子（俗稱狗牌）罰站，甚至還要半蹲舉椅子，更可怕的是被打耳光，或是「說一次罰一塊」，這些恐怖經驗，是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共同的經驗。
1997年綁架藝人白冰冰的獨生女白曉燕，連續殺人的頭號要犯陳進興，出身貧窮家庭，小學時因為不習慣講華語，結果在學校下課時常說母語，一次一元，累積到了一百七八十元，級任導師跑到他家催討，他家當然繳不起，等老師一走，他父親便把陳進興毒打一頓。陳進興冷酷殺人，當然罪無可宥，但老蔣的語言政策，又有誰還有興趣去深思呢？
张海鹏研究员谈认识台湾历史的特点与对台工作的复杂性
--------------------------------------------------------------------------------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年第02期 1/2页12 台湾历史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又不同于其他各省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今天对台工作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发展中找到原因。目前有些研究台湾现实问题的文章，明显缺乏对台湾历史的准确了解。开展对台工作，不能不注意研究台湾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特点。2007年11月30日，张海鹏研究员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国史讲座中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张海鹏研究员在报告中着重讲了六个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系统回顾了台湾的历史后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政治性命题，但是，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台湾考古发掘证明，台湾史前文明与大陆文明具有同源性。所谓台湾只有400年历史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说台湾建省与中国只有10年的关系更是无知的说法。 第二，如何认识“二二八事件” 台湾岛光复仅一年半就发生这一事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日本50年殖民统治使台湾积累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社会矛盾；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剧烈的震荡时期。国民党官员的贪腐行为令台湾居民大为反感和失望，“缉私血案”激化了这些矛盾，而国民党当局应对失策，使之从群众街头行动演变成为与大陆爱国民主运动相呼应的争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民主运动。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并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诉求，“台独”势力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要求独立，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第三，如何认识《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中的所谓台湾归属问题 近年来，“台独”势力鼓吹《开罗宣言》的法律“位阶”低于条约，认为《旧金山和约》没有明确台湾的归属，《开罗宣言》应该服从于《旧金山和约》；台湾新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也不写《开罗宣言》。事实上，《开罗宣言》是正式确定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国际法原则，《波茨坦公告》中加以正式引用，《日本投降条款》中又进一步确认。1972年的《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再次声明“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台独”势力鼓吹《开罗宣言》法律位阶不够的政治谎言，是难以成立的。《旧金山和约》是在美国操纵下、没有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签署的，制造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完全是美国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实行的对华政策的产物。对此，海峡两岸都曾发表声明，不予承认。 第四，如何认识台湾族群问题 台湾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在开发台湾过程中，闽粤移民与原住民族，以及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之间，因经济利益、地方文化信仰等问题往往产生矛盾与冲突，积淀成强烈的分类意识与抗争心理。目前台湾有四大族群，即闽南、客家、外省人、原住民，族群间的分类冲突仍然十分剧烈，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大沉疴。族群分裂，一方面给包藏政治野心的政客留下了活动空间，可能形成对祖国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社会又蕴藏着对原乡的怀念。台湾的族群，不仅标举闽粤来历，而且标举河洛来历。把河洛看成原乡，这是认同中国文化的根，是台湾必须与祖国统一的历史和文化根据。台湾工作，必须注意这个文化特征。 第五，如何认识“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站在台湾独特的观察角度观察历史、现实和世界，就是台湾意识。某地的独特意识要服从于中国意识，如果这种独特意识超过了中国意识，就危险了。这是处理独特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辩证法。“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不能完全等同，但也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在今天，民进党的“台湾意识”就是“台独意识”，国民党的“台湾意识”是模糊的“台独意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非常慎重。 第六，关于“中华民国”名号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处理的问题，两岸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这是我们坚持不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理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登辉在台湾内部机制上力图走出国共内战的阴影，造成台湾内部民意上出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意向，并在国际上制造“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国家形象。这种做法在国际诉求上进展虽然不大，但却淡化了台湾人民对“一个中国”的认识，淡化并放弃了《国统纲领》提出的“统一中国”的长远目标，逐步形成了以台湾现存秩序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错误认识。这是民进党力求突破“中华民国”旗号的民意基础。总起来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中华民国”的名号是不能存在的；但在当前“台独”势力走向“法理台独”的危险情势下，“中华民国”的名号是暂时可以容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从长计议、认真思考。 6 novembre 基督不丟石頭《道德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博主：通往未来的路从来都不是平行的。一条通往善；一条通向恶。我们要眼明心细，去心垢染，明辨是非，弃恶从善。全心全意付出，努力维护和平，互爱互助，和平地携手进入新的文明。善恶全在一念之间。 基督不丟石頭 耶稣保护淫妇，使她不受处罚 (若8：1-11)
耶稣在圣殿里给人们讲道理。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忽然，经师们和法利塞人喊叫、吵闹着闯入圣殿，
把一个在犯奸时被捉住的女人，拖拉到耶稣面前，
叫她站在中间，使大家都能够用充满蔑视与愤怒的目光，
好好看看这个轻佻的女人：
她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住的。
他们向耶稣说：“师傅！ 这个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住的。
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
可是，你说什么呢？”（若8：4-5）
耶稣不理他们，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写。
他不正视那妇人的脸，他不看她。
他知道：她是怎样地不好意思；
他知道：她是怎样地难为情。
他知道：她正羞愧得脸红，他不愿意再使她无地自容。
因此，他弯下身去，用手指在地上画写，
人用手指在土地上画写的，马上就要消失。
经师和法利塞人们一点也不放松，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 他们逼迫耶稣对他们捉住的这个淫妇，一定要治她的罪。
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耶稣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头吧！”（若8：8）
耶稣用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揭露了经师们和法利塞人的骄傲自大、自以为圣的真面目；
使他们这些起诉、控告别人的人，变成被告人，
并使罪妇得到保卫，获得辩护。
罪人是没有权利用石头打罪人的。
罪人想要用石头打罪人，他应当先用石头打自己。
谁判断罪人，他应当先判断自己；
谁想要处罚罪人，他应当先处罚自己。
谁没有罪，谁就先向罪人投石头吧！砸死罪人吧！
耶稣是没罪的，但是他没向罪人投石头。
他只是弯下身去，“在地上画写。”（若8：8）
现在，他们都觉得自己 是没有权利来用石头打罪人的，
他们没有权利用石头打死那个妇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是有罪的；
他们一块石头也没有投，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
圣经用讽刺的口气说明，让我们注意到：
“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
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若8：9）
他们的罪，恐怕是比别人的罪更多，
因此，他们便没有勇气用石头打这个淫妇。
有罪的人，如果自以为
有权利来判断别人的罪、处罚别人的罪，
他们在耶稣跟前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此他们都溜走了。
最后，只留下耶稣和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遂直起身来，向她说：“他们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处罚你吗？”她说：“主，没有人。”
耶稣向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处罚你。
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若8：9-11）
耶稣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并没有向罪人投石头，反而宽恕了那个淫妇：
那淫妇预先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也没有提出什么请求，
耶稣是毫无条件地宽恕了她的罪。
耶稣帮助她战胜她所犯的罪，
帮助她摆脱罪恶的缠绕，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走向光明的前途。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连没有罪的耶稣，都不批判罪人，不处罚罪人，
而且还给罪人们一个新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那我们罪人之间又当如何呢？
我们之间更应当彼此宽恕，彼此原凉，彼此担待。
我们不能判断别人的罪，
我们更没有权利定别人的罪，也更没有权利处罚别人；
反而应当彼此帮助，互相赠送重新开始的机会，
为使大家都能够动身启程，走向天庭。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确实是使人们得到幸福的好消息。
天主圣子来了，是为寻找罪人，
召叫罪人战胜自己所犯了的罪过，
摆脱自己罪过的缠绕。
耶稣根本不想，也不能用石头打死我们有罪的人。
砸死罪人的事，是他不肯做的。
砸死罪人的事，是他办不出来的。
相反他给我们指出了脱离罪恶的道路：
让我们依靠天主的怜悯与慈爱，
信任天主的赦免与宽恕。
就是在人世间的法院判定一个人死的时候，
天主的仁慈也能让人得到永生。
世人们的一贯思维方式是让罪人们毁灭、下地狱、永死。 天主的作法是把罪人们拉起来，提拔到天主子女的地位，
赏赐他们爱的力量，帮助他们重新走救赎之路。
天主以毫无条件的仁慈去寻找迷失的羊，
找到了，就快乐地背回家去。
天主以无限的慈爱与怜悯，在期待着荡子的归来，
把回家的儿子抱住，亲吻并为儿子举办宴席。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盯着过去的罪恶，
我们的心情，总是沉浸在过去的过犯中，
我们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悲苦的，
我们的心只能充满更多的凄凉与悲哀。
但是，我们若坚实地信天主的慈爱与怜悯，
坚信天主对我们的赦免与宽恕，
那时，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希望和快乐。
使人们苦恼的，往往是我们所犯过的罪恶； 使人们痛苦的，往往是我们所做过的使良心愧疚的事。
我们往日所犯的罪，我们过去所做错了的事，
把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给堵塞了，
把我们勇敢回家的路给拦挡了，
这些，常让我们灰心丧志，举足不前。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淫妇的身上看出：
她犯的罪，使她自暴自弃，任凭别人欺凌。
但是耶稣帮助了她，使她免于受罚受辱， 使她扔掉了过去，使她对未来又重新怀有新的希望。
耶稣也同样帮助我们，把我们从过去的罪恶中解救出来，
引导我们，同他一起度新的生活。
我们应当把目光转向将来；
不要盯住过去所犯的罪，使自己不能自拔。
因为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已经把我们一总的罪都赦免了。
“由于爱心，天主已经预先选定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并且按照他慈祥宽仁的旨意，
他也预定了我们到他那里去。
藉着他爱子的血，我们获得了救赎，
按照他恩宠的丰富，我们获得了罪过的宽恕。
藉着基督，天主也预先选定了我们作他的继承人；
并且按照他的计划，指定了我们接受天上的产业。”（弗1：5-7。11）
最终，我们都要站在没有罪的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也要像淫妇那样亲身经历到：
就是人们判断我们、定我们的罪、想要处罚我们的时候，
天主的慈爱与怜悯，也不抛弃我们，
天主还要给我们打开一条永生的新路。
耶稣对我们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处罚你！”
耶稣不审判我们，不定我们的罪，不处罚我们，
反而是宽恕我们。
耶稣不伤害任何人，反而要医治人们痛苦的心灵。
他来不是为审判世界上的人，而是为救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是罪人们的朋友。我们要让他当我们的朋友。
法利塞人批评他同罪人、税役和妓女们来往；
法利塞人批评他同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耶稣爱罪人，但是他并不喜欢人犯罪。 耶稣爱病人，但是他并不喜欢疾病。
耶稣爱所有的人，但是，他并不喜欢人们的过犯。
他不低价我们的罪，他没说过我们的罪不算什么，
他更不为我们的罪开脱辩解。
然而，他宽恕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
耶稣宽恕了淫妇，不是要证实她没有罪，
也不是因为她犯罪的证据，够与不够，
只是因为耶稣自己要向世人展示：
他的到来，就是天主慈爱的可见的证据；
他是天主救我们、赏赐我们永生的爱的证据。
他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他要赦免世界上所有人的罪。
他不判我们的罪。
他甚至为了我们，让人们审判他，定他有罪。
为此，我们已经不是被判罪的人、被判刑的人了。
我们已经是被彻底减刑、被完全赦免的人了。
因为耶稣用他的血已经把我们的罪责消灭了。
他补赎了我们的罪。他不但补赎了我们的罪，
而且也补赎了所有人们的罪。（若一2：2）
耶稣用他自己的血，完成了永恒的救赎。
他一次的奉献，有无限的价值，
足够除灭所有人们的罪过。（希9：15）
耶稣本来能够判断我们、处罚我们，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为我们完成了永恒的救赎。
为表明我们对耶稣所有的知恩报爱，
我们不批评、不判断、不处罚任何一个人。
我们根本也没有一点权利这样做。
凡在所有轻视别人、判断别人的过程中，
似乎总能看到一些法利赛人的影子：
那些判断别人的人，
他们似乎不需要天主的慈爱怜悯。
其实不然，他们正需要天主圣神的爱来柔化他们的心。
因此，我们要以法利赛人为警戒，
要把我们的心扉打开，
让天主圣神的爱火倾注到我们心里；
把他的慈爱怜悯、宽恕赦免，全部接受过来，
我们再以所得的怜悯之心，宽恕所有的人。
我们不许把我们再三再四向天主求来的爱占为己有，
把别人也需要的这种爱给封锁了、堵塞了，
不让别人得到这种爱。
我们希望得到的宽恕赦免的先决条件，
乃是我们先谅解宽恕别人。
耶稣说得非常清楚：
“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宽免你们的过犯；
但是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要判断，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你们不要定罪，你们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赦免，你们也就蒙受赦免。”（玛6：14-15；路6：37）
我们要尽可能地让天主的慈爱与怜悯占有我们的心灵，
养成仁慈怜悯的习惯，像耶稣那样怜悯罪人，
不定人的罪，宽恕别人的罪。
那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走我们自己的救赎之途。
仁慈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仁慈。（玛5：7）
◎ 劉熙明 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台灣，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受難者家屬、學者與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都為蔣介石是否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有所爭執。 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反對蔣介石是元凶的人士，認為蔣介石不會下令屠殺無辜民眾。尤其是蔣介石的私人日記均未見到他有親自下令屠殺一般民眾的資料，甚至以蔣下令「不得報復」等主張寬大言論，因而草率認定蔣介石沒有下令屠殺，並將責任完全推給陳儀等台灣軍特領導人，或是軍人與特務的私自作為。此看法的缺點是刻意留傳的蔣介石日記，有如其他殺害無辜民眾的獨裁者一樣，當然迴避迫害人權的內容。 但其他佐證資料，對照蔣介石日記顯示的行為模式後，可以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之一。其中蔣介石在中國山東省戰場的國共內戰，為了達成軍事勝利，曾經下達「絕地」令給軍隊指揮官，將駐軍周圍廿五公里內的民眾殺光，物資搶光，建築物燒光的三光政策。以蔣介石親自下令屠殺民眾的行為模式，投射到二二八事件的台灣，國軍對台灣民眾，不論有無武裝，是否反抗等的濫殺無辜，蔣介石均未軍法審判高級將領的濫殺無辜，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要點是蔣介石對付政敵所使用的特務暗殺手段，日記也未記載。其中針對欲殺害的社會菁英對象，特務人員回憶指出，如此重大事件，往往必須經過蔣介石親自同意才可行動。由於蔣介石憚於歷史責任，命令是透過口授保密局（軍統）執行，此特務機關也有執行「領袖」下令暗殺政敵的組織。 另一證據即是蔣介石日記記載「軍事尤不能不負責主持」（當然也包括未記載，但逃避歷史責任的特務暗殺），以及他重視軍紀。所以，二二八事件的軍隊普遍性殺害民眾，事後又未懲罰濫殺無辜的軍特領導人。而被殺害的中央級民代之家屬向蔣介石陳情，蔣介石也置若罔聞。這種漠視，與不是蔣介石下令的軍隊開槍殺害無辜民眾，憤而下令追究，態度可謂天壤之別。 總之，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中，固然有不少是在台軍特私自的作為，但蔣介石縱容，甚至默認。而不少台灣菁英普遍性被殺害，甚至公開被槍決，以軍特的行為模式與蔣介石的態度，指出蔣介石是幕後元凶，是合理的解釋。 （作者為大學副教授） 全球华人共祭南京大屠杀 台湾你为何沉默？
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 2004-12-15 10:19:26 来源: 中新网 世界各地华裔13日严肃纪念南京大屠杀67周年，南京鸣警30分钟悼念30万遇难同胞时，台湾基本上是沉默的，当地的传媒集中于报道“立委”选举的影响。
例外的也许是《中时晚报》报道了南京大审判庭长石美瑜之子石南阳，携带审判战犯冈村宁次、川岛芳子以及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指挥官谷寿夫等的完整原始笔录档案，捐赠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报道说，1993年石美瑜逝世，没有任何台湾“司法院”或“国史馆”人员上门探寻典藏事宜，直到去年石南阳去大陆旅行，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与馆方人员谈到文件，才选定于13日大屠杀第67周年时举办盛大的捐赠典礼。
石南阳捐赠的资料中包括：冈村宁次至少参与日军残杀220名平民的暴行罪证；1949年1月对冈村案进行最后公审前夕，蒋介石下令宣判冈村无罪的亲笔信函；石美瑜拒绝签字的判决文，以及长达数十页的民间指认的遇难者名单。
据了解，台湾当局对于南京战罪审判庭资料向来不感兴趣是有原因的。从1949年到1988年，台湾国民党通过政学系的知日派与日本右翼勾结对抗大陆，而冈村宁次等甚至动员前侵华日军军官为国民党训练军队。
从1988年到如今，先后分别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前日本皇军少尉岩里正男(李登辉)和把日本投降称作“终战”的陈水扁当“总统”，他们正忙于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和“去中国化”，岂会愿意面对日本战罪证据？
但对于认真维护和平反对战祸的人，保存侵华战罪证据是有意义的，不忘记历史，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例证摆在眼前。就在南京大屠杀67周年的前三天，日本政府于10日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散播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图谋扩大在海上的活动范围，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
德国到英国的传媒指出，“当日本的防卫政策跟美国的太平洋政策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来，日本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就结束了”，“暴露了日本的军事野心”，日本“放松了武器出口禁令”。“重点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
美联社、法新社到路透社都说，“日本偏离乐起和平主义”，“正在进行重大的转折时期”，“正在改变二战失败后开始的纯防御姿态”。
如果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有任何特别值得参考意义的话，那就是当日本对中国作出不实的指控时，其所指控的事不能不令人怀疑那是日本自己做的或准备做的。日本的“防卫计划”已经“防卫”到“走向世界”了。 纪念南京大屠杀能让中国人的后代记住，在67年前侵略者奴役中国平民，发生这些惨绝人伦的人道悲剧之时，那些在今天高喊人权人道的人是如何地沉默和坐视。
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让中国人自己深刻反省，是什么样的原因或条件使得当年的中国积弱不振？进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的振兴作出更大更好的努力。记住历史教训才更能发奋图强。
文章来源：美国《侨报》文/沂语
蒋介石屠杀杨虎城
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终年56岁。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1892年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等职。1936年12月，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七·七”事变后，要求回国抗日，遭蒋拒绝。1937年11月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后被骗囚禁达12年之久，其间杨的夫人于1947年逝世。1938年春，蒋介石命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杨家山。1949年2月，再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1946年在重庆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被蒋介石否决。1949年蒋介石“引退”后，代总统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因蒋阻挠，没有执行。9月，蒋介石下达杀杨命令。
1949年9月，周养浩到贵阳，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当拯中正要进入卧室时，特务杨进兴从杨拯中身后下手，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一声惨叫：
“爸！……”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被刺的惨状，就被刽子手的利刃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杨虎城年仅九岁的幼女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
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1949 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年，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首次披露“沉重史料”
2002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段“沉重”的史料：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等人的刽子手供词。翻开这些发黄的史料，我们再次看到了烈士们就义前英勇不屈的高大身影。
“屠杀计划”
被提讯人：徐远举，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
审讯时间：1968年2月21日
问：屠杀前怎样准备的？
答：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问：杀害地点怎样确定？
答：我主张在川黔公路的荒山僻野就地杀害，就地掩埋。毛人凤(保密局局长)称不保密，要提到中美所杀害。行刑的刽子手，挑选了杨进兴等六人。
问：大屠杀如何谋划、展开的？
答：此后，毛人凤又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
11月27日，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共杀害黄显声等200余人。其中渣滓洞大屠杀是我派人去执行的，原拟分别勒死，因时间来不及，改用美国卡宾枪、汤姆生机关枪扫射，共杀100余人。所有参与的刽子手，毛人凤都发给奖金。
(刽子手档案：徐远举，湖北大治人，1930年毕业于武昌黄埔军校第七期。因镇压革命有功，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1949年12月9日，出逃昆明被抓。解放后被成功改造，上世纪70年代初死亡。)
杨虎城腰被先刺一刀
被提讯人：杨进兴，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
审讯时间：1955年6月21日8时15分至11时30分
预审员：张先创
问：交代杀害杨虎城的经过？
答：1949年7、8月间，毛人凤召集我们六人开会，说今天的任务很重要，要执行几个重要的人。
问：杀杨虎城等人当时的惨状？
答：将杨虎城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他儿子在侧边房子里。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杨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时间是1949年7、8月间。
问：“11·27”大屠杀你参加的情况？
答：白公馆撤销了，周养浩叫我去送了三十人在松林坡，在马路旁边的地上杀害。我亲自打死五六个，共杀了三十二人，是下午2点杀的。
问：他们的表现？
答：有的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冤枉”。
问：1946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被杀时的表现？
答：喊“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连喊三次，喊的声音很激动。
问：其它还有哪些表现？
答：杨虎城的儿子在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刽子手档案：杨进兴，浙江人，小学文化，动作粗野。1941年，成为军统特务总队直属队队员(上士)，同年6月后，调为戴笠(军统局局长)侍从副官。1947年杨进兴提升为看守长。1958年5月16日，杨被执行枪决。)
“小萝卜头先被按在地上” 被提讯人：杨钦典，白公馆看守 审讯时间：1977年3月27日下午
预审员：王国先、郑治明
问：行动是怎样安排的？
答：杨虎城从息烽押到白公馆前，杨进兴给我打电话来，叫我到杨家山去杀杨虎城的副官宋绮云、宋绮云的爱人、宋的男孩小萝卜头。 问：你们怎么动的手？ 答：我们一起上来，宋绮云和他儿子萝卜头走后面。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我一上去用手堵住萝卜头的嘴，然后用手按住他的脖子，按在地上还没有落气，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脊骨处刺去，萝卜头才死了。过了两天，杨进兴就给我们每人发了奖金5至8元钱。 问：还有哪些罪行？ 答：1949 年11月27日中午2点多钟，杨进兴对我说，他打黄显声，叫我打李英毅(张学良的副官)，并给我一支左轮。我说我不行，杨进兴说：“那好，你带着他，我打。”后我同杨进兴带着黄显声、李英毅走，到了步云桥，杨进兴就对黄李各打了一枪，然后杨进兴又对黄李各补了一枪，我们走了，杨进兴拿走了黄显声的手表。 (刽子手档案：杨钦典，河南偃城人，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1·27”大屠杀后，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0余进步人士。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1982年，撤销判决，杨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1998年，杨钦典回到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
摘自《海南广播电视报》 5 novembre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道德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馀。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邦其德乃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为法忘躯，难行能行，非忍而忍。
------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曾经舍全身而求半偈。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以前，有一世做一个独觉，在深山穷谷之中，修学苦行。在静坐用功的时候，忽然间听到远方传来说话声音。仔细的一听，原来是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这位独觉，听了以后，仔细想了一想，这二句话的道理，对于修行的人来说，真是非常重要。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生灭之法，就像空中之华、梦中之境、幻化无常、生灭变易。他听到这稀有难得的法语，心中感到非常欢喜，但是认为单是这二句话，其中道理只有一半，下面还有二句。就去寻找这位说话的人，可是找了好久找不到，后来就在深山大树林中，看见一个暴牙赤目的鬼王，在那里找东西吃。
这位独觉就问他：‘鬼王，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在这里讲话？’
鬼王说：刚才念两句偈子的就是我。
独觉说：我认为你念的这二句道理不完整，只有一半，一定还有一半，能不能请你把下面二句再念给我听听？
鬼王说：你想再听后面二句，哈哈！没有那么容易，你知道佛法是难闻的。你想再听后面二句，那么你就应该发供养心，我才说给你听。
独觉为了迫切要求再听下面二句的真理，就对鬼王说：‘深山之中，偏僻无人，我在这里勤修苦行，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你且暂等一下，我到山中去采些水果，来供养你吧！’
鬼王说：我不吃水果，我要吃活血的动物。独觉说：嗳！这太为难我了，活血的动物，我不能找给你吃。如果将活血东西来供养你，我要犯了杀戒，这实在办不到。鬼王说：你办不到，还有二句最最主要的妙法，我也不说了。
这位元独觉正在为难情况之下，想了一想，这应怎么办呢？为了求法心切，只好不惜身命。于是对鬼王说：好吧！你要吃活血东西，你现在就说给我听，等我听了以后，把我的身体来供养你吃，既新鲜又活血，你可满意了吧？请你快说。
鬼王又说：我不相信，你会把自己的身体给我吃，哪有这么好的人！等我将下面二句佛法说了以后，你逃走了，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独觉说我是修道的人，言重如山，从来不打妄语，你说给我听，我一定供养你。 鬼王就把后面二句法语说了‘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位独觉听了以后，当即开了大悟，深明这首偈子的根本道理。
是说修行的人，能够觉悟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无我的，就可以用功修行，把生灭的妄想执著灭掉，即是生灭灭已，当下就证得不生不灭的寂灭涅盘的安乐境界。
因此感到法喜充满，得未曾有的殊胜法益。于是就请鬼王坐下，自己跪在地上，把头伸了出来，请鬼王吃吧！
顷刻之间，鬼王摇身一变，出现一个天人相，合掌恭敬地对独觉说：‘善哉，善哉。道人，你是善行菩萨之道，是真精迸，是名真法供养’。这几句赞叹的话，讲了以后，这位天人已不见了。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从前村里有户人家，母亲孤苦一人，生了两个儿子，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后来两个儿子成年了，意见不和，仗着各自力气，互相打了好几架。
结果小儿子赶着一群羊到河对面的一块草地上去住了；大儿子就留在了家里，守着家里的一大群羊，和原来的那块草地。两个人就分了家，这些年来，做母亲的一直想把两个儿子拉在一块，但一直没有成功。
后来有一天，母亲不行了，弥留之际，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拉着两个人的手，对他们说：“儿子啊！你们不要再打了，我要走了。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唯一不放心的是你们，走之前有些话想对你们说。”
“大儿子啊，你心性秉直刚强，难免疏于人情通达。这些年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家里的产业也都大部分归了你。虽然摊子大、羊多管理难，但慢慢的也上来了，家境也好些了。你不要看你弟弟一个人在河对岸，一片小草地，好像过得挺滋润的。可他这些年受的气，吃的苦，你怎么知道？家不能回，独自一人开创一块地，里里外外，日晒雨淋，早出晚归，四处结交，多辛苦。
你虽然羊群大，还有一群忠义的护羊犬，但是你如果仗着自己力气大，拳头硬，就要威胁放牧羊犬赶你弟弟羊，你弟弟怎么服气？他心有怨恨啊！”
“小儿子！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虽然看上去挺风光，但我知道你受了不少苦，你心里还是想着妈和家的。虽然你和村长走得比较近，得到了照顾，但是你受的委屈也实在不少。
你不要看你哥哥力气比你大，威猛、拳头硬，这些年，他为了守住这个家，照顾家里，没少和人打架。即使受了伤，流了血，他也不吭一声。这些年他饱受风霜，身子落下的病，又有谁知道呢？”
“两个儿子啊！你们不要再打了。你威胁要放牧羊犬，收了他的羊，赶他出草地，自己亲弟弟不放过，别人不心寒吗？他花血汗钱问别人买了弓，装了箭，天天防着你，不得已四处交友，夜不能寐，被狐朋狗友糊弄得谋你，要夺你的大房子。 你们都傻啊？”
“这些年来，别人趁你们打架不和的时候，卖弓箭的卖弓箭，喝酒吃肉称朋友的称朋友，你们得了什么好处？你没看那些地痞流氓都趁机在你们周围拉铁丝网吗？等到别人都把草地围住，你们的羊吃完了草，吃什么去？羊没了，你们还过什么日子去？况且你们天天在村里的告示栏里互相揭短，别人暗地里难道就不笑话吗？
“儿子啊！做大的，已经得了家里的家业了，不妨让让弟弟。他这些年在外努力，没有了戾气，人人称他温良和善，人缘好且管理精细。你就给他些股份。你虽然勇猛彪悍，但不免心硬武断直接，邻居们都怕你，明闪暗抢，管理羊群也不如弟弟娴熟细致。
弟弟啊！这些年来在外心怀怨恨。其实你哥哥已经得了家业，又怎么会硬要夺了你的地？他不过是想有山有水，守住爸妈的草地而已。你们两家并一家，你帮着他照顾家业，他把力气去开用拓草地，寻找水源，把家做大做强，你们不是都更好吗？你哥如果垮了，你就以为你能得家业吗？还不是被别人四分了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没脑子啊？”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们养的羊都知道一家在一起，儿子跟着妈妈，兄弟姐妹团结在一起，你们难道还不如羊？妈要走了，如果能看到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互相照顾，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不然的话，不仅我不能瞑目，只怕列祖列宗都不会原谅你们！！！”
妈妈说完这些话，奄奄一息，拉着两个儿子的手，不肯放。两个儿子见此情景，号啕大哭，兄弟抱住一团，发誓再不分离。从此两家并做一家，修文武修道德，不过几年，远近闻名，威震乡里，从此邻人也不敢拉铁丝网，打他们主意了，反而敬爱有加。连远方的表亲也闻到喜讯，前来投靠。
蒋介石与中国：“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
1973年，越南南北越签订了停战协议统一后，南越政府趁着陆战局势的稳定，中国又正陷入文革的泥沼之中，积极展开抢占南海战略要点的活动。十二月，南越政府进入西沙地区钻探石油，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对西、南沙的主权。
1974年1月18日，南越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战斗舰和军队，以武力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打伤守岛民兵，以武力向中国挑衅。
我南海海军面对越军的武装挑衅被迫反击，但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还是战斗力渐渐不支，前线海军向中央军委请求增援，中央军委命令东海舰队立即从台湾海峡通过去增援。东海舰队只有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才能赢得支援的时间。
但是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中国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台湾海军司令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
面对我海军西沙对越海战战事紧急，蒋介石毕竟明白国共之争属于内斗，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时刻，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他向海军司令说了一段最值得敬佩闪光的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
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我东海舰队通过台湾海峡之时，国民党海军不但没有开炮，还打开探照灯，派军舰一路护航，保证了东海舰队安全通过台湾海峡。而且，台湾海军还派了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１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西沙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一举全部歼灭。这当中离不开蒋公坚持“一个中国”的功劳。(资料源于《西沙海战纪事》、《西沙史录》)
《猎杀“中国龙”？》：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2009年10月19日 12:04凤凰网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严海波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体制内学者江涌的第一本畅销书体例著作--《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口气读完这本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书，真真体悟到作者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深重忧患，对官僚买办畅快淋漓的揭露，对最大多数人民的炙热情感，也留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深思考。作为一个有良学者，江涌做到了为国家请命，为人民代言。
这是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在这个为全球化挂满五彩光环的季节，江涌看到了光环下面的残酷逻辑，感受到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带来的阵阵寒流。作为聚焦于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社会运动，国家主义毫不讳言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利益崇高、国家安全重要。曾几何时，全球化的概念在一些人群中成为时髦的词汇，似乎每个人一夜之间都生活在人人权利平等、个个交易公平的“地球村”。但是，当下世界上演一幕幕现实击碎了人们“大同世界”的梦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资本的强权依然存在，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依然主导者一些国家的思维方式，国界并没有消失，国家依然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开疆拓土、黑奴贸易的全球化，看到了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剥削的全球化，看到了金融掠夺、产业控制的全球化，却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生存底线不被击穿、公平交易的得到维护、平等诉求得到重视的全球化。
由此可见，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是西方主要大国主导的，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全球化。在强权和利益面前，一些人在狂欢，一些人在抽泣，甚至在愤怒。江涌属于后者，因为他看到了“丛林世界”裸奔的人。
毋庸讳言，全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世界需要粮食和能源的基本稳定，需要收入的合理分配和财富的安全，需要的生存空间的清洁和安定。但是，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维护这些基本秩序和价值，一次次的国际会议更多的是一些口号和倡议，在真正的国家利益面前很难看到落实的曙光。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看到美元毫不负责地泛滥，国际金融大鳄贪婪地允吸着平民的财富，资本势力不择则手段地压榨着大多数劳动者。
六十年一路走来，中国靠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和辛勤劳作，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逐步发展壮大。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瞄上了“中国龙”，在所谓“开放”大旗下，自己“身穿铠甲”对缺乏防范意识的中国实施一种实质上不对等的开放，从金融、能源、资源、产业、意识形态等领域“猎杀中国龙”。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我们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有关。西方极力通过输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的大举自由进入，消解维护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每一次劫难都与“家贼”和“内鬼”脱不了干系。读江涌的文字，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种痛不仅来自于中国的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威胁，更来自于我们在长远的国际战略谋划与独立的利益主张方面的缺失，在某些理念和政策方面出现了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偏离党的性质和的宗旨的问题，顺从地服从霸权国家的要求，较少动真格地关心国家整体利益，有些人甚至为了部门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之所以如此，可区分为两种情形：愚蠢与坏心眼。一种人缺乏对社会实践的统驭能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洗脑”之后，自以为理论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实际上缺乏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自负地做了误国误民之决策。还有一种人深谙利益之道，为了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基金欺骗之能事，故意把正确的道路妖魔化、把明白的道理讲糊涂、把有利于少数人的决策粉饰成有利于人民的好政策。江涌在书中痛心疾首的现象，恐怕为以上两种人所为。例如，美国高盛集团这个集美国政治权势和经济力量于一身的“最赚钱的机器”，与中国官、学、商买办关系密切，在其中左右逢源。以高盛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获得经济特权，而且要影响中国的财经舆论和政策决策，其“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密不可分，统一体现在国强民富之中。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人民的庇护所，也是国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福祉的利器。古语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单纯的无国界的经济，也没有单纯无利益博弈的经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原子化的个体将如何面对国内外各种强势力量！
作者在最后章提出了明确、大胆、极具见地的主张和措施，“中国龙的吼声”已经发出，我们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自己的路”。
愿中国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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