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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rs 限薪令受质疑 银行高管多降薪却难服公众中国版限薪令受质疑 银行高管多降薪却难服公众
2009年03月30日06:28 [我来说两句(646)]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尧 【限薪 专题】金融类国企限薪 与国际接不接轨?
【限薪 猜想】“中国版限薪令”引四大猜想 限薪范围如何确定 【限薪 评论】时寒冰：别让限薪令越限越高 国企高管限薪与市场化逻辑 合法的贪婪? 享受政府行政资源的企业，效益究竟该如何计算
年报细节再次拷问高管薪酬制度
3月，又到上市公司的年报披露季节。
25日的数据说，中石油去年的利润降了，但是高管的薪水涨了；27日的数据说，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净利润增长34％，该行高管自愿降薪10％左右。
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今天，企业高管的薪水是个更敏感的话题。
无论是财政部负责监管的金融企业，还是国资委负责监管的中央企业，在普通民众的眼里，都是有着政府背景，或多或少享受着政策资源的红顶公司。因此，这些企业高管的收入自然比民营企业高管的收入更值得纳税人关心。
经济冬天里，一位工人的收入和他眼里的高管薪水
“我们‘黑爪子’干活挣钱，‘白爪子’花。”3月中旬，张松岳（化名）这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国有企业普通工人说：“我不知道我们公司的高管挣多少钱，我只希望自己有活干，希望我们工人有钱挣，苦点脏点累点都不怕。”
在这位一线工人的言谈中，“黑爪子”指“普通工人”，他们每天在中国制造业的流水线上工作8小时，手总是黑的；而“白爪子”指的是企业管理层，坐办公室，手总是白的。
张松岳三十多岁，已经结婚。生活在北方一个中等工业城市。他说，今年2月份他的工资拿到手是1400多元。爱人的单位效益不好，2月份的工资是500多元。“我们一家人都是工人。”张松岳的父母和岳父母，以及妹妹都工作在同一家大企业的不同部门。
他说：“我不打麻将，不赌博，这钱够花了。去年单位效益好的时候，每月能有2000多元。平时过生活最怕的是‘随份子’。”
“随份子”是当地风俗，同事亲戚朋友结婚或当兵时，都要送礼金。他说：“这是我最大的开销。一次至少送一百元，关系好的要更多点。每年‘五一’，‘十一’假期是结婚高峰期，年末则是当兵的高潮。”
张松岳的家庭财务计划是争取每月存1000元。平时，他抽价格在3元到5元一包的香烟，自己买菜做饭。“我们这里消费不像北京。10块钱买的菜，有一堆。”
2009年春节过后，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这里。他们的车间开始半天休息，半天培训。卖菜的总问他：“你们什么时候上班呀？”
张松岳说：“经济危机来了，这是世界性的，波及咱们国家。我们国有企业黄是黄不了的。我希望动脑子挣钱的公司高管们，能想到我们一线工人过日子不容易。”
公司少赚钱不耽误高管涨薪
张松岳所在的国有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企业高管薪水是不公开的。
中石油3月25日披露的2008年度业绩表明，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中石油2008年净利润1144.31亿元，比2007年少赚300多亿元，出现多年来业绩首次下降。
但是，高管们却在2008年普遍提高了薪水。根据中石油公布的2008年年报，除了掌门人蒋洁敏从股份公司拿薪水转为从母公司中石油集团拿薪水，从而使得股份公司少支付91.6万元外（2007年度蒋洁敏从股份公司拿到报酬91.6万元），中石油高管普遍提薪。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府参事秦希燕在今年两会发言中炮轰国有企业高管高薪，并提交了《关于限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高薪酬的建议》。
秦希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国有企业高管的薪水往往是总经理、董事长自己决定的，尽管通过了企业的董事会，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过，所以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钦定”现象较普遍。
“这种制度应该改变，我觉得应该由职工代表大会来决定，报国资委审查批准。同时，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开制度，公开薪水。”
对于国有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问题，一位中央企业高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收入是有明确规定的。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高管收入不能超过员工平均水平的6倍，后来涨到了12倍，低于国际惯例。据我了解，目前中央企业高管的年收入多在100万元以内。 ”
这位中央企业高管说：“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国资委是控制的。现在基本不批。”同为中央企业高管，不同行业收入差别很大。
秦希燕认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激励，应根据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而区别制定，不能依据行业垄断赚取的暴利作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标准。
“他们真的把企业做好了，高管薪酬拿高点是没问题的。不过，在与效益挂钩的同时，还要与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应当限制和降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高薪酬。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薪酬水平，并公开化、公平化，这样才是解决之道。”秦希燕说。
独立经济观察人士时寒冰认为，中国政府更应该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
时寒冰认为，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在我国引发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相关限制性措施姗姗来迟，且缺乏必要的刚性和可操作性。这与我们的民意向决策层传导的滞后因素相关，更与我们缺少制度架构的制约相关。在我国，由于民众缺乏能够代表他们行使权利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传递给决策层。
时寒冰说，国有企业的高管享有的升迁待遇本身，也是一种激励，这个激励机制体现在政治方面。比如，一些央企高管享有行政级别（一把手都是副部级）。让这些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再享受市场化的天价高薪，难以说服民众，造成同级别岗位“肥瘦不均”，也加重了工作的难度。
银行高管多降薪却难服公众
建设银行27日公布的2008年年报表明，该行2008年实现净利润926.42亿元，增长34％。该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将薪酬在2007年基础上降低10％左右。
据年报披露，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的薪水已经从2007年的179.5万元降到156.9万元，而行长张建国和副行长辛树森的薪水也分别降到 156.1万元（之前177.4万元）和140.9万元（之前155.1万元）。监事长谢度杨的薪水从168.8万元降到了151.8万元。
建行称是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一部分客户和员工的收入水平下降，希望通过高管降薪以进一步从严控制成本。
但建行包括董事、监事以及银行行政管理层整体薪水在增加，截至2008年，建行高管层薪酬支出为3423万元，而此前一年为3408万元，增加了15万元。其中薪水增加最快的是建行投资理财总监毛裕民，他的薪酬从2007年的26万元涨至373万元。
今年，降薪成了大多数银行高管的选择。此次高管降薪风潮由上市银行中第一家公布年报的交行拉开序幕。
交行行长李军、副行长彭纯和钱文挥2008年分别从交行领取薪酬175.08万元、143.26万元、143.26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8％、10％、9.2％。交行高管层自称，2008年交行全体高管薪酬在2007年的基础上集体下降10％。
上周三公布的中国银行年报也显示，该行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去年税前薪酬分别为150.7万元、154.4万元，均较 2007年下降10％。
据中行披露的高管薪酬结构，该行高管薪酬由酬金、基本工资及津贴、酌情奖金等4大部分组成。该行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去年薪酬下降主要是由于 “酌情奖金”下降，肖钢、李礼辉2007年的酌情奖金分别为96万元、94.9万元，2008年分别降至76.6万元、74.8万元。
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的薪酬是1181.1万元，较2007年增长19.7％。他是中行2007年聘任的“外脑”。
尽管这些银行高管的薪水都没有超过财政部制订的中国版“限薪令”，但是仍然难解公众的疑惑。
2009年2月，财政部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
时寒冰说，中国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质疑为是“涨薪令”，因为280万元的上限过高。公开资料显示，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280万元的上限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的高管薪酬有相当大的上调空间？而且，这个文件中规定的，只是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惯例，金融机构高管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长期激励收益（以马明哲为例，其天价薪酬中有高达4132万元的收入是来自于年度奖金及长期奖励首期首次支付），而财政部的《办法》并未对这一部分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不但难以达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负面的激励。
另外，银行高管和普通一线窗口员工收入差别有多大？是否存在高官薪酬逐渐向国际接轨，而普通员工收入逐渐用严格的业绩考核制度来降低的现象？
财政部的文件表明了一点，这些金融类企业是国有的或者国有控股的企业。这些企业从成立到上市，从剥离不良资产，到财政注入保证金，都享受了国家政策的优待，占了所有纳税人的便宜。
在近期民间的讨论中，有相当多的人士表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凡是享受了政府行政资源的企业，其高管的收入都需要政府用严格的制度来限定。
合法的贪婪? 金融企业高管限薪风波
2009年03月06日17:57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刘欣然 从华尔街到法兰克福，从伦敦到还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行业高管的声誉和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过去在公众心目中，金领阶层的他们衣冠楚楚，收入优渥，骨子里带着“我主宰世界”的自负；现在大众投给他们的视线里写满了“贪婪”、“可耻”、“道德败坏”、“骗子”，他们灰头土脸，成了过街老鼠。
愤怒的火山
有媒体曝光，国泰君安2008年薪酬费用达32亿元，人均100万元。在2008年大盘跌去60％、众多投资者血本无归、欲哭无泪的背景下，该文一出，国人一片哗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稍后，新浪财经对其他券商公布的数据进行人均测算显示：“招商证券15.48亿元的应付职工薪酬为例，根据公开信息，该公司有员工1200人，如果按照人均计算薪酬，也高达129万。”
随后财政部办公厅向各家金融类国企派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酝酿大半年的意见稿中建议企业负责人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组成。粗略测算，年薪上限为280万元（税前）。
那边厢，大洋彼岸，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员工获得了总额高达184亿美元的分红，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期的水平。正准备为美国经济“大输血”的奥巴马总统终于怒了，拍案而起，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
一时间，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纷纷对金融行业高管口诛笔伐，“劫贫济富”、“骗子”、“蛀虫”、“贪官”、“吸血鬼”，群起而攻之，全世界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2月23日，网上“你怎么看待中国金融业高管的高薪”的调查中，认为“可耻”的高达88.6%，共有106609票；认为“不好说”的占6.0%；认为“应当的”占5.4％。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引发的冲击可能令公司领导人料想不到，因为百万元相对于近两年金融企业高管频频出现的千万级天价薪酬来说并不扎眼，但国人对此类事件的愤怒已经处于承受力的临界状态，因此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不幸成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4月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收入6600万元，公司高管收入4000万以上级别3人，1000万以上3人，另有一位收入950万。2007年，深发展董事长纽曼以2285万元成为银行业中最贵的打工皇帝，薪酬约是深发展2007年净利润26.5亿元的0.9%。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2007年收入1748万，行长王氵彤世1000万。这一年的这些惊人数字，都是在前一年的高额收入的基础上大幅飙升而来。
与此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为20576元。根据数据粗略推算，2008年全年，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约为27500元；2008年，北京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薪大约为52000元左右；上海大约为55000元左右；广东省大约为40000元。
反对限薪的声音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之后，上海市国资委及市金融工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讨论国泰君安巨额薪酬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
其实上海市金融工委早就实行规定，金融行业国企老总年薪不得超过百万。在2007年的火爆行情中，证券公司的一些员工收入高达几百万，这些老总也不无怨言。
北京一家证监会直辖的证券公司老总告诉记者，财政部紧随其后，效仿上海早就实行的规定，对所有金融机构的高管限薪100万。他说，“我们原来定的是200万，估计不行，还得降到100万。”
限薪顺应民意，但是并非没有隐忧。最大的担忧就是会造成人才流失，降低企业竞争力。
在网友的一片骂声中，也有网友留言道：“天价薪酬的症结不是在于天价，而是是否为市场合理的薪酬标准。国泰君安的高层拿个几百万没啥的。市场上，这样的人才就是这种标准。不给到那个数，人家为啥要继续呆在国泰君安这样的国有企业，而不去外资？外资投行中刚毕业才两三年的小家伙们，一年都能拿 100多万呢，外资投行中的保荐人都是每年几百万的身价。同样的人才，同样的能力，不愿意支付市场标准的薪酬，就留不住人才，到最后伤害的只会是国有企业本身……”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杜艳华以唐骏为例，“唐骏去上海复星集团的“合约期”薪酬为10亿元一次性付清的原始股，一个规模在300人左右的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动辄百万，从这点看，如果国企高管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话，千万的薪酬未必算高。”
杜艳华认为：“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业务量下降，到底是应该裁员还是应该限薪呢？我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可以在整个人才市场上流动，并且‘河边芦苇处处有，山中奇松无处寻’。”
北京一家金融机构老总担心，限薪后人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央行从外地往总行调人，江浙一带的都不愿意进京，更多是东北、西北等地区的干部愿意到北京来。”
知名经济学博士马红漫在其文章中透露，中投公司在全球招聘精英，但是来应聘的很多人在10万美元年薪前却步，“中投业绩不好，未始不与此相关”。
杜艳华认为，“限薪后，可替代性强的人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继续保留在企业中，而一些可替代性弱、有多家猎头公司跟踪的人员，更倾向于另谋发展。‘危机’不仅会出现企业收购抄底、股市抄底，也会有人才抄底。”
有不少质疑者表示，面对低薪，一些精英人士可能离职，或自立门户，或投奔外资机构及对冲基金——在那里，薪酬不会受到限制。此举必将打击管理层工作积极性，造成优秀人才流失，从而阻碍金融业尽快走出困境。
中国式限薪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太大的牵连，国人对金融行业高薪的抵触更是出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怨愤。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银行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业绩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前几年推行上市前国家花了巨额代价买走的呆坏账的基础上的，因此公司业绩快速增张的功劳怎么能完全算在高管头上呢？
不仅如此，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中最为垄断、最受政策惠顾的行业，存贷款之间的差距，决定着它必然旱涝保收，业绩增长中，哪是由于政策性和垄断性因素，哪些是出于高管自身的决策和努力，谁也说不清楚。
从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两位副行长在150万元。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股份制银行中，除了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前报酬为963.1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税前年薪为648.6万元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还算“保守”。
此次限薪，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是天价高薪最耀眼的几个公司，民生、平安、深发展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不在受限之列，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薪酬大部分没有达到280万元上限标准，因此舆论怀疑，限薪令会否成为一纸空文？
除此以外，中国式限薪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状态。比如，股份制金融企业是否也要被限?
反对者认为，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本来就更贴近市场，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样在发展中得到很多政府支持，限薪不合理。
支持方认为，“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得到很多政府支持，但是他们出了事国家管不管？肯定要管。这就隐含着国家信用担保，当然要限。”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说法，银行是一个喜爱风险的行业，但却作为公共事业得到保障，没有哪个行业在将利润私有化、将损失公有化方面可以与银行相比。金融是唯一能拖垮整个经济的行业，其外部性决定了“大而不能倒”，正因为此，金融机构的高管才有胆量频频冒险豪赌。
券商是跟市场行情波动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存在着丰年补歉的实际情况。
2001-2004年长达4年的熊市行情中，许多券商工作人员的工资在5000元以下，两三千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
“熊市中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能不赔钱就不错了；那时候每天的交易量能够上百亿就算是天量，经纪业务部门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和现在每天交易量经常上千亿的收入比；至于投行部门，比如从去年开始IPO暂停了，他们的收入波动也非常大。”
但是，2008年大盘下跌60％，券商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不赔钱就可在业绩榜上排名前列，投行业务半年没有IPO，“不赚钱，凭什么发高薪？”一位券商内部人士也这么说。
最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型企业高管虽然看上去薪酬不高，但是是否存在着资源性收入？
中石化前任总裁陈同海，在青岛建设一个项目，就利用这个项目赚进巨额收入。中国平安是香港上市公司，文跃然相对更相信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因此不同体制间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论。
在这些一团乱麻的争论中，文跃然说，关键的问题是，薪酬问题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标准。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
2006年4月，美国劳工联盟成员曾租用一架直升飞机参加辉瑞公司的年会，飞机上的巨大横幅上写道：“汉克，退回你的高薪”，以此来指责辉瑞CEO汉克•麦金内尔的高额退休金计划。
高管天价高薪矛盾问题，在国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在他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有些执行官的年收入令人咋舌，有时一年达到数千万美元。这种高工资的支持者指出，高层执行官所作的决策是对企业的，他们应当由于明智地作出了这些决策而得到某种报偿。许多高层执行官的收入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获得的。因此，他们的高收入就部分地取决于公司股票是否表现良好，这就为高层执行官提供了为股东利益着想的机制。”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对高层执行官过高的工资的批评越来越多。下面就是一些主要的批评意见：
1.高层执行官的收入不成比例地增长。例如，1974年，典型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的35倍，而在90年代早期，这一数字是120倍。
2.高层执行官的收入远远超过外国公司的高层执行官所付的工资。在日本，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20倍；在英国，是35倍；美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反应生产率的差别。
3.高层执行官的报酬并没有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因为即使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报酬也往往会上涨。例如，在1990年的衰退期间，美国公司的平均利润下降了7％，但是高层执行官的收入却上升了7％。”
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兹列举了几家薪酬达到几千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名字。15年过去了，到此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一些人数亿美元的年收入显示天价高薪问题愈演愈烈。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文跃然觉得，应该引导大家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宣泄。
股东倾向于激励经理按照使他们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方式行事，但是股东的利益显然并不是完全与经理人的利益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就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年薪制很早以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一般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薪资方式，是一种“完全责任制”薪资。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年薪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对提升绩效有很大作用。年薪制突破了薪资机构的常规，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年薪制代表身份和地位，能够促进人才的建设，也可以提高年薪者的积极性。年薪制对国企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年薪制中，高管的收入一般分成几部分，基本收入＋绩效工资＋股票/期权激励，其中基本收入占比比较小，绩效又分为针对年度业绩的绩效和针对任期的绩效，股票和期权中部分就是绩效工资。马明哲2007年度创纪录的6600万收入中，其实基本年薪不过几百万，大部分收入是他的股票激励第一次兑现，加上当时市场高涨，因此兑现出天价收入。
整个世界的激励机制都像华尔街看齐，但是华尔街的轰然倒塌说明不能盲目学习外国。
年薪制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弊端。体现为：
第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我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与美、英发达国家不能攀比。就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甚至同一地区，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造成企业效益差距的非经营性因素也很多，因而也不具备太大的参照性。
第二，建立企业家职业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基本条件。在企业家职业市场化条件下，企业高层经理人才的收录、登记、评价、推荐和跟踪考察工作，由权威的社会中介组织负责。年薪制的普遍推行需要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相配合。因此，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任命制，也是公众质疑这些拿着高薪的金融企业高管的一个原因。
许多专家提出，在一个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当在10-12倍之间，但是德鲁克就提出50倍是合理的。而美国华尔街拿到天价薪酬的这些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差距显然要以百倍计算。
文跃然说，我国现在的一些制度规定采用10-12倍，说明这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
2007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均来自金融业
企业 职务 年薪（元）
马明哲 中国平安 董事长 6616万
纽曼 深圳发展银行 董事长 2285万
董文标 民生银行 董事长 1748万
王氵彤世 民生银行 行长 1004万
詹伟 中国银行 信贷风险总监 986.6万
马蔚华 招商银行 行长 963.1万
28 mars 全球最赚钱的中国企业为谁赚钱 博主：此文转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plgd/news/2009/03-27/1620272.shtml 媒体质疑：全球最赚钱的中国企业为谁赚钱 2009年03月27日 07:4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随着许多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近日陆续公布，一系列“最赚钱”纷纷映入国人眼帘：中国工商银行25日公布,2008年度实现税后利润1112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年报显示，2008年度实现净利润1144.31亿元——比上年少赚300多亿，但仍保住了“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称号。稍早些时，中国移动公布，2008年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京华时报》3月26日、《中国证券报》3月20日) 另据香港媒体统计显示，上述三家利润过千亿元的中资企业，均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排名榜”。 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却有如此多的“全球最赚钱”中资企业，照理人们应高兴和振奋，但在网上、我们听到最多的，都是对此一片不怎么待见的嘘声——“靠垄断最赚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中国消费者可以入围被赚钱最多的群体”，“最赚钱，干老百姓何事？” 不难看出，中资企业最赚钱业绩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频生反感，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如何赚钱”及“为谁赚钱”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很难禁得起公众推敲。 先看“如何赚钱”。仔细分析工商银行、中石油、中移动具体的经营、赢利途径会发现，垄断格局下的政策性、制度性力量，仍是其“日进斗金”、享受饕餮般的利润盛宴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如中石油，日前国家发改委一声令下宣布上调成品油价格，仅此一项调价政策，中石油“每月的新增收入将达到12.6亿元 ”，也即一年新增150亿元以上的利润。再如工商银行，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国有垄断性银行，绝大多数利润仍主要来源于传统而原始的“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成熟市场高出14倍，而这正是央行政策早就规定、安排好的。 再看“为谁赚钱”。理论上，上述三家巨无霸中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性质的国有企业，当然也应为全民赚钱——赚钱之后，必须将利润尽可能回馈“ 全民”。但现实却并非如此——至少并非完全如此。依据财政部2007年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像中石油、中移动这样的央企，需向政府上交的分红仅是其利润总额的10%。至于工商银行这类金融国企，其具体红利征收办法，则还根本没涉及，不在上述《管理办法》范围中。也就是说，上述三家总利润高达3300亿元以上的全民所有的国企，最终只需向政府——全民的代理人，上缴200多亿的利润。(《上海证券报》 2007年12月13日) 显然，如此微薄的分红现状、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使得这些企业很难“为全民赚钱”，而更只像是在为他们自己、本部门本行业赚钱。而这样的“最赚钱”，对于广大公众的福祉来说，赚得越多，恐怕反而越构成一种不利——既是直接遭受垄断盘剥的不利，也是垄断势力坐大后妨碍市场竞争秩序形成所带来的不利。(张贵峰) 27 mars 中美治国博主：看看不同的国家，知道政策的背后、颁布是为了什么。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六千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三百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 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 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 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 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十，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百分之三十；1995年，百分之十七；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百分之十二。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一千二百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一千五百三十亿元；1994年，一千四百二十四亿元；1995年，五百九十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八百亿元，后来发到一千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两百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四百亿公斤，这年初是两百亿公斤，年末快到四百五十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镕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三千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五百八十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八百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 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五，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这两个加起来，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和外资不到百分之十。 1995年，国有制工业百分之三十四，乡镇企业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私营个体"三资"占百分之三十。 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一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三百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 其二是严惩违规； 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 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 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怆然涕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零点九分（1994年为五点五分；1995年大约三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三十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点六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两百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亿元，每一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二十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五千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一千零二十八亿元；1995年一千五百一十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博主：以下文章转自http://dailynews.muzi.com/news/ll/chinese/1554001.shtml?cc=40327&ccr=
朝鲜日报：地球人都知道，只有奥巴马还蒙在鼓里
通用汽车能否存活已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焦点。过去20年，通用汽车的业绩远比想象糟糕。虽然通用在全世界生产了1.7亿辆汽车，销售额也达到3.3万亿美元，却没有赚到利润，反倒创下累计55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通用汽车在二战后的美国制造业全盛期积累的利润已经全部赔光了。去年第四季度，通用汽车创下亏损9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
通用汽车发行的公司债也成了垃圾债券，交易价只稍高于面值的10%.显示企业价值的市值总额也不过16亿美元。这是甚至少于起亚汽车的市值总额，仅为现代汽车的五分之一。
自去年底开始，通用汽车每月都要亏掉20亿美元的现金。这意味着通用仍在一路“贬值”。甚至通用的审计机构德勤也曾在今年2月底提交审计报告时，对通用汽车的生存能力提出了置疑。
问题在于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政府无视市场的冷淡反应，不久前向通用和克莱斯勒提供了174亿美元的巨额扶持金。奥巴马政府正考虑再增加216亿美元的支援。在美国尝到扶持金甜头的通用汽车向建有自己工厂的英国和德国政府也伸出手希望得到60亿美元的救济贷款。
奥巴马上台后并没有在政治上利用前任布什的失政，施展了超越党派的政治，并立足于美国的现实提出了长远规划，从而被称为“大政治家”。尽管如此，奥巴马就汽车行业的结构调整采取保护主义倾向浓厚的态度，也显得不太客观。
从华尔街不断出现通用和克莱斯勒即将破产的传言。甚至，美国总统直属汽车专案组(TF)也并不否认其破产可能性。那么，奥巴马为何如此迷恋于通用呢？
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失业问题”。美国的失业率已突破8%，因此次经济危机产生了440万失业者。也有分析认为，若包括放弃求职的劳动者，实际失业率接近11.3%.即使今后美国政府投入天文数字般的预算，创造350万个工作岗位，倘若像最近每月产生60万名失业者，2010年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将成为泡影。
归根到底，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如此迷恋于汽车行业，是因为一不小心就几十万工人会面临失业危机。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的汽车业动摇，包括汽车经销商在内，间接或直接遭受打击的从业人员将会超过300万人。
10年前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起亚汽车也曾经通过债权团共管和公开招标被出售。因此，我们对于深受600亿美元巨额债务之苦的通用公司的状况并不感到陌生。
但是，美国政府关于汽车业求援方案的第一步就走错了。判断企业能否存活的最重要的标准本应是产品和成本的竞争力，然而美国政府却把目光集中到了市场规模等外部因素。
能否以低＿的价格持续提供消费者想要的汽车？至少似乎没人向华盛顿提出这一最根本性问题。相反，韩国的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除了成功完成了 产品的升级换代，还在韩元贬值的带动下，确保了价格竞争优势。其结果是，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销售和利润分别增加了几倍和几十倍。
汽车产业属于固定成本较高的装备产业。确保规模经济、提高开工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为此，汽车厂商要生产设计、乘车感和燃油费等都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在美国租用过通用或福特汽车的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不想再坐这两种车了。因为设计、便利性和燃油这些关乎产品竞争力的因素20年来一直是原地踏步。
相反，日本和韩国汽车公司上世纪80年代后却使产品竞争力翻倍增长，消费者大多是回头客，导致二手车市场也保持异常火爆。
美国国内也并不全都赞成无条件地援助通用或克莱斯勒汽车。在美国议会，保守派较多的中部地区议员对救济计划态度积极，而日本、韩国等外国汽车公司的生产厂家密集的南部地区议员则表示反对。
以今年1月份的销量为准，中国汽车内需市场已超过了美国。因经济萧条消费心理冻结，美国轿车内需缩小了40%，这个因素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尽管如此，此事件就产业发展阶段而论，说明很多问题。
美国随着制造业的没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债务国。汽车业是制造业的“重中之重”。要发展汽车业，钢铁、机械、化学等基础产业也要做后盾，当然产品设计和大量生产经验也十分重要。
美国的汽车产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忽视了研发和设计，从而被称为“失落的30年”。再则，优秀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也已离开了失去光辉的底特律通用公司或福特汽车厂。
美元的大幅贬值，也许是给美国汽车业争取时间的一个方案。但考虑到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不是美国能选择的方案。
现在正值个人、企业和国家都需要选择和集中的关键时刻。对遭受双重赤字困扰的美国而言更是如此。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命运将于今夏之前做出决定。目前美国的 情况十分严重，甚至令人觉得将10年前我们通过迅速果敢地结构调整克服危机的经验与之共享。奥巴马作为“大政治家”，今后将做出何等决断，吸引全球人的目光。
20 mars 可口可乐和中国历史博主：此文转载自文学城。
可口可乐和中国历史
博主评论：
政治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今天国家的政治氛围要开放包容很多。
闭关自守和封闭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那个由少数人决定全国人民读什么书、穿什么衣服、受什么思想教育、吃多少粮食、听什么音乐、和哪类人可以谈恋爱的时代已经渐渐的离我们远去。
世界本来就是多样化的，青草和大树共存，天敌猫、老鼠、大象也同在世界上生活。 只有一个物种独大，反而会导致生态体系的不平衡和伤害自然进化。
只有大家都积极投身于和自己相关的政治活动，阐述不同的理念，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多元化进步与发展。
美联储“量化宽松”计划美联储大开印钞机 全球“动容”
2009年03月20日06:51 [我来说两句(11)]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 肖艳
满城尽开印钞机。这一次，伯南克干脆直接“从直升机上撒钱”。1.15万亿美元的输血量，顿令美国各主要资本、商品市场激动不已，除了美元狂贬值，似乎什么都在涨，疯涨。美联储为何如此“不顾一切”地使出“撒手锏”？显然，利率已经降无可降，“传统手段”已经难挽狂澜。
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经济能早日将世界经济带出低谷，但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非传统手段”，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牵一发动全身
·美长期国债收益率 创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纽约黄金期货 反弹逾60美元，创本月内新高
·纽约原油期货 重回50美元关口
·美元指数 2天重挫5%，创38年纪录
伯南克终于做到了 “从直升机上撒钱”。
尽管近期美国不断传来一些回暖的经济数据，但就在人们开始关心美国实体经济是否开始复苏时，周三美联储推出的一项“量化宽松”计划，再次提醒人们：美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美联储已动用极端手段刺激经济。
当地时间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内购进最多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房贷公司债券。
这项高达1.15亿美元的 “输血”立即作用于全球市场，股市、债市、汇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强烈反应。“他们想震撼市场，他们做到了”，巴克莱资金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联储措施 尽一切可能，为了救市
美联储称，此举旨在刺激消费并帮助振兴美国经济。而美联储上一次干预长期国债市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美联储试图削减长期利率而提升短期利率。
【声音】
“希望美方保证中国在美资产投资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9日重申，希望美方保证中国在美资产投资安全。
秦刚是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美联储决定购买几千亿美元美国国债及债券以刺激美国经济的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
秦刚说，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近来为刺激美国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能否生效要靠实践来验证。中方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尽快奏效，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尽快复苏，并推动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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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如市场预期的那样保持了现有0~0.25%的基准利率不变。但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内购进最多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房贷公司债券。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仍处于严重衰退之中，并列出了从失业、房屋价值下降，到出口下降等一系列危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联储将动用所有可能的工具来促进经济复苏并保持价格稳定，”美联储说。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Hatzius说，美联储已经采取了“最极端现实主义”的策略，抛出一切能用的办法来阻止经济不断恶性循环的趋势。
美联储的这一做法被市场称之为“大规模定量宽松”。所谓“定量宽松”，其实就是央行开动印钞机器的一种委婉说法，因为美联储需要印钞票来购买这些国债。在已经进入“零利率”时代后，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美联储将增加货币供应量，作用类似于降息，目的就是为市场提供更加充沛的流动性。
市场反应 什么都在涨，除了美元
消息一出，华尔街立马对这份意外大礼作出积极反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这一消息公布前已经下跌了50点，而美联储购买债券的消息一出，该指数立即跳升，收盘上涨90.88点，报收于7486.58点，涨幅为1.23%。
而美联储的这一决定也立刻激起债券市场的反弹，债券收益率迅速降低。美国基准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从3.01%降至2.5%，创1987年以来最大日跌幅。而长期债券收益率显著下降，将推低各种类型贷款的长期利率。分析师预测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将很快降至5%以下。
投资者对短期市场流动性表示乐观同时，对美元贬值和未来通胀风险的担忧也迅速反映在原油和黄金价格上。消息出来后，黄金价格一度飙升6%，达到每盎司942美元。原油期货价格也于两个多月以来首次突破50美元关口。
瑞银集团驻伦敦的期货研究机构常务理事丹尼尔·布莱布纳表示，“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强力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造成了通货膨胀风险。购买大宗商品是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一个良好途径。另一个选择是购买不动产。”
大宗商品CRB指数也出现大涨。截至周四北京时间20.27，CRB指数暂报216.13点，上涨1.02%。
市场解读 措施越激烈，问题越大
美联储的大礼包给市场带来惊喜的同时，也传达了不安。尽管过去几周陆续有一些好转的数据公布，但是美联储官员似乎仍然处于担忧状态，丝毫没有削减紧急援助的意思。
“采取的措施越激烈，越说明经济问题的严重性。”Normura经济学家萨克·庞德说。“这说明经济前景比伯南克周日说的更糟糕。美联储对经济的描述非常清楚，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指出任何已经改善的数据。”伯南克曾表示，希望今年后半年看到复苏开始，但是警告失业率这一滞后数据很可能将到 2010年都保持上升。
显然，美联储当下更关心的是“通缩”而非“通胀”。
今年1月，美联储已经大幅调低了经济预期，预测经济可能在2009年前半年继续大幅紧缩，年底失业率可能接近9%。在周三的声明中，美联储也表示：“虽然国内外都实行宽松的政策，委员会认为通胀率仍将在地位运行。而且，委员会认为通胀率可能将长期低于能够促进经济和价格稳定的合理水平。”
不过，美联储的热情目前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美联储这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不愿贷款的银行和不愿或不能借款的消费者“较劲”。虽然美联储已经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印刷货币，但市场上的货币仍然不愿流动。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Hatzius提醒，中央银行不可能仅仅靠扩张货币来推动经济。“即使美联储能够让利率为负，也不一定有用。 ”Hatzius说。“由于各种原因，私人部门已经决定大幅储蓄。就算可以让利率为零，但是如果你只是往钱上继续垒钱，这不会有太大帮助。”
中国视角 此举对中国，影响几何
伯南克的大手笔，无疑将令美国人为之激动。但此举将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产生何种影响？
有专家认为，根据量、价之间的反比关系，美联储大额收国债将导致美国国债的价格上升，但其收益率也会随之降低，此举将直接影响到作为美国目前最大债权国的中国的外汇资产收益。
此外，美联储购买1.15万亿美元债券意味着要印钞1.15万亿美元，从而使美元价值走贬。对于中国来说，去年底已高达1.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结构以美元为主，美元的大幅贬值，将令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下降。
因此，美国买美国债券救市的行为，可能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本金和收益率双双下降，外储缩水的风险大增。
19 mars 中国创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博主：此文转载自http://news.sohu.com/20090319/n262882712.shtml中国“二号富豪”炮轰读书 称能不上的课就不上2009年03月19日09:05 [我来说两句(205)]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汉网-长江日报
中国“二号富豪”江城“放炮” 严介和：当心读书负作用 许路阳 李宏 魏妍芬 李佳 人物名片 严介和，“太平洋建设”原总裁，曾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包工头”。2005年登上胡润百富榜榜眼而被誉为“财富黑马”；2006年因资金链问题陷入风波，再到如今创办华佗CEO论剑。严介和要做中小企业“教父”。 本报讯（通讯员许路阳 李宏 魏妍芬 记者李佳）昨日，在武汉东湖高峰经济论坛上，曾在中国富豪榜上排第二位的严介和，意料之中又“放炮”了。 大学生办公司不如当“村官” 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年届五十的严介和完全脱稿，讲自己拥有同时记住上万个电话号码的超人记忆力，讲在中央党校上课的经历，讲要以最少10万元的价码给企业“问诊”。 严介和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商业文明的元年”，中国从产能短缺过渡到产能过剩，创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倒很鼓励大学生去当“村官”，“现在的大学生羽翼还没丰满，就争先恐后办互联网公司，这是误区”。 能不读的书不读 能不上的课不上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严介和对教育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读书无用论”还不可怕，怕的是如今读书都会产生负作用，“有了学历没能力，有了文凭没水平，有了职称不称职”。他教导自己在大学的儿子：“能不读的书不读，能不上的课不上。” 开价几十万给企业“问诊”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华佗商学院。目前，他仅在“太平洋建设”留有股份，担任了“华佗论剑”论坛的秘书长，四处讲学。 “取名‘华佗’，是希望医中国的企业。”严介和说，“下半年我不讲课了，要登门‘问诊’，给企业‘开方子’，中小企业10万元，国企25万元，外资企业最少50万元。” 末了，他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并说：“对于高端的问题，我会回短信；不够高端的，不要找我！” 博主：此文转自http://news.sohu.com/20080908/n259425761.shtml严介和2008年09月08日03:53 [我来说两句(1)] [字号：大 中 小]来源：中国青年报 20多年前，严介和只是一个小地方的文史老师，底下坐的都是毛孩子。如今，他在北京香山开了商学院，第一场门票是5000元，最高卖到5万元，底下坐的是全国各地赶来的企业家。
汇源果汁 VS 可口可乐公司博主：此文转载自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2/n263154700.shtml汇源错失可口可乐179亿? 潜在买家估值30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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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论断与不少专家“饮料市场无垄断”的心理预期相背，也导致此次反对声音高涨。实际上，正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此前召开的非正式不公开的听 证会上，“所有参加企业都投了反对票”，原因在于，“快销品行业内，一个厂商在某个品类具有高销售份额，就会挤压竞争对手在同一零售渠道的位置和资源。”
显然，比起专家们感性的认识，业内企业与从业者的声音更具参考价值。
狙击力量之4
民意
此前的网络调查中，有超过82%的网友反对这一收购计划。网民认为，从大宝、乐百氏、娃哈哈到汇源，曾经让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就这样一个个被“吃掉”了，为什么大多数民族品牌做大做强之后总是难逃被收购的歧途？网民甚至提出中国的民族品牌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正是由此，有人怀疑，“商务部这一决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此前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普通收购，与产业安全无关，更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考量收购。”有专家还试图从各种角度证明商务部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此前，商务部外资管理司副司长林哲莹就表示，可口可乐的收购可能面临三个困难：过度炒作对行政决策形成干扰、对并购的后期影响仍需评估、从整个产业健康发展方面做出的评估对收购也会造成影响。“显然民间的民族品牌保卫战，对商务部造成无形的压力。”一位分析人士表示。不过，把网民的力量划归为“民粹主义 ”是个误导，不如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待。收购计划公布之后，一些网友就掀起了抵制汇源活动。而商务部的裁决中，一个明确的点就是消费者利益。 晨报记者 周治宏
相关新闻
汇源股价暴跌42%
昨日汇源果汁的股价在前日暴跌20%的基础上，又一度急跌50%，全天下跌42%，而一些分析人士更是强调，“汇源股价恐怕再也不能重回8港元。”各大投行也对汇源纷纷作出减持评级。
昨日，市场对于汇源前景的悲观气氛在开盘间就已经爆发。集合竞价结束后，汇源果汁开盘即暴跌51.99%，报3.99港元，股价拦腰斩断。此后更一度急 挫至3.88港元的盘中低点。随后股价震荡回升，但已难改颓势，股价报收4.8港元，几乎回到收购消息公布之前的股价。去年，收购消息发布后，汇源股价由 4.14港元飙升172%至11.28港元。
而分析机构普遍认为，在经历了两天的大跌之后，汇源股价仍未见底。大华继显的观点则更加悲观，将目标价大幅降五成至2.6港元，比市价大幅折价45%。(记者 刘映花)
记者手记
再提饮料业“水淹七军”事件
熟悉上世纪九十年代饮料市场格局变化的人可能还记得著名的“水淹七军”事件：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雷霆之势杀入中国，导致数年之间，中国八家最大的饮料厂有七家落马，几乎全军覆没。如果年龄稍大的人，肯定还记得这些已经消失的品牌：北冰洋、天府可乐……
很多“精英”可能会觉得，从市场竞争角度讲，优胜劣汰是必然的，这没有错，可惜用在这里并不适用。如果仔细研究“水淹七军”的过程，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当时可口和百事最惯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合资和收购后雪藏该品牌。
饮料市场可不可能存在垄断？部分学者可以发表意见强调饮料市场不存在竞争可能。但是比起他们的声音，更值得考虑的是从业者和消费者的诉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的，“从市场集中度看，碳酸饮料绝对属于寡头垄断，可口和百事没给其他企业任何进入的机会。”市场、渠道都是有限的，在两家财力雄厚的企业挤压 下，其他企业还会有生存空间吗？从这个角度讲，比起很多支持收购的专家，商务部的决策无疑是慎重的。
中国大豆最后“堡垒”遭进口大豆“攻陷”
博主：此文转自http://business.sohu.com/20090318/n262858294.shtml
中国大豆最后“堡垒”遭进口大豆“攻陷”
2009年03月18日07:43 [我来说两句(122)]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胡军华
【转基因 大豆 】
转基因商业化：陷阱？渗透？
高技术发展报告：转基因作物深刻影响农业发展
外资侵蚀中国粮食安全调查 专家忧大豆悲剧重演
【粮食安全 旱灾 农业发展 农民收入】
北方旱灾下的中国粮食安全调查
保证粮食安全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俄乌天然气之争警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须靠自己
中国大豆的最后“堡垒”——黑龙江已经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攻陷”，由于本土油厂使用国产大豆亏损停产，东北地区的豆油与豆粕市场双双被进口大豆控制；进口大豆大行其道的同时，大量国产大豆由于水分超标等原因，无法进入国家粮库，农民再现卖豆无门。
黑龙江是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主产区，聚集了大量大豆压榨企业，黑龙江省大豆协会昨日发布消息，黑龙江多数油厂已停机。中国大豆网总经理刘兆福 说：“黑龙江油厂基本停产，国产大豆加工越多亏损越多，停产可以不亏损，但是市场让了出来，进口大豆占领的豆油、豆粕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黑龙江东源油厂 总经理聂孝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现在黑龙江豆粕市场90%左右是转基因豆粕，豆油方面转基因豆油占到80%份额，国产豆油只有20%的份额，与一年前相比，各自所占的份额刚好相反。
据业内人士介绍，大豆加工后的产品主要有两种，豆油和豆粕，进口大豆的出油率是19%，豆粕的产出率是80%，现在豆油的价格为每吨6800 元，豆粕每吨2900元，按照上面这四个指标推算，1吨进口大豆加工后可以获得3641元，除去150元的加工成本，还剩下3491元。目前进口大豆的价格为每吨3100元左右，这意味着使用进口大豆每吨可以赚到391元的利润。
而国产大豆的出油率要比进口大豆低，上述业内人士说只有16%，豆粕产出率、豆油和豆粕的价格与进口大豆相同，如此推算，1吨国产大豆加工后为 3437元，除去150元的加工成本，还剩下3287元，意味着油厂必须按照每斤1.65元的价格收购国产大豆才能保本，但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国家收储的每斤1.85元，因此农民并不愿意卖。
2008年10月到今年1月，国家先后三次在东北主产区对大豆进行临时收储，收储价每斤1.85元，总量达到600万吨，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测算，2008年全国大豆产量1750万吨，收储数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4%。高达600万吨的大豆进入国家粮库，使市场上的豆油、豆粕供给出现较大缺口，而每斤1.85元的国家收储价使农民不愿低价将大豆卖给油厂，本土油厂无奈停产，进一步加剧了豆油、豆粕的供给缺口，国产大豆的大本营东北地区由此门户洞开，进口大豆蜂拥而入。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国2月进口大豆32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61.2%。2008年，中国大豆进口达到3744万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进口大豆的大量涌入不仅挤压了中国本土油厂的生存空间，也给豆农的大豆销售增加了压力。
黑龙江嫩江县克洛镇科后村村长董振海介绍，科后村大豆产量在25000吨左右，到目前只出售了三分之一，剩余的大部分大豆水分含量在18%左右，按照国家收储13%含水量的标准，无法卖给国家粮库。刘兆福估计，黑龙江因为水分不达标无法卖给国家粮库的大豆数量在150万吨左右。如果油厂正常开工，这150万吨大豆完全可以通过油厂消化。
董振海对记者表示：“4月份雪化掉以后，气温回升，卖不出去的大豆一旦发霉变质，农民损失将难以估计。”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
博主：此文转自http://business.sohu.com/20090318/n262857957.shtml
静待高管薪酬标准 银行年报“躲猫猫”
2009年03月18日07:3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王春霞
【高管 高薪】
长江证券怪象：职工薪酬缩水一半 高管涨薪两成
任志强年薪774万居地产高管薪酬首位 超过王石
【银行 券商 高薪】
国泰君安去年人均收入过百万 天价薪酬令人瞠目
兴业银行延期公布年报 以留出时间论证高管薪酬
金融机构如今对待高管薪酬的态度，与去年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去年上半年，随着上市公司年报公布，金融机构高管的天价薪酬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接下来国际经济形势跌宕，累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财政部开始着手对国有金融机构制定薪酬规范。
兴业银行（601166.SH）本应成为首家披露2008年年报的上市银行，但因高管薪酬事宜未定而推后。
高管薪酬拖延年报公布
兴业银行昨日公告表示，原定于2009年3月17日披露2008年年度报告，但鉴于公司董事会认为年度报告中有关事项尚待进一步论证，年度报告无法如期完成，公司已向上证所申请变更至2009年4月28日披露。
昨日，兴业银行投资者关系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证实，年报推迟公布确实是因为高管薪酬的问题，“现在监管部门对银行高管到底该拿多少钱，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根据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相关规范，上市公司应在年报中披露每一位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金以及以其他形式从公司获得的报酬。
此前，浦发银行（600000.SH）和民生银行（600016.SH）的年报也因故而被延期公布。但民生银行一位权威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该年报推迟并不是因为薪酬的问题，而是最近正在进行董事会换届，对于明年的全年预算，需要新领导班子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中资金融机构除了一小部分是民营之外，大部分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例如，兴业银行第一大股东为福建省财政厅，现持有该行20.40%的股份，是国有控股企业；而民生银行则是民营银行的典型代表。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有的银行想要表现一下姿态，主动下调了高管的薪酬水平。”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春节前，记者从一家国有大行某部门负责人处了解到，他的奖金收入与去年相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2008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集中在本月下旬，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普遍集中在4月底。这些机构中是否还会出现类似兴业银行的情况，有待观察。
缘于“限薪令”
金融机构的谨慎态度缘于财政部的“限薪令”。今年1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金融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 知》），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根据当前形势，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避免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
此后，财政部又下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下称《办法》），使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考核得以具体量化。《办法》通过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相应行业评价标准，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金融控股公司四大类，对金融企业一个会计年度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偿付能力以及经营 增长状况等进行综合评判。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水平与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还是非常高的，上述财政部的《通知》和《办法》主要是从高管的角度进行管理，实际上企业自身有权力对其整体薪酬结构进行调整，可以向员工多作倾斜。
上述业内人士还透露，根据财政部的薪酬规范，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分为两部分，即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对于基本薪酬的确定，由于各家金融机构的情况不一样，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标准。而上述《办法》则是对金融机构高管绩效薪酬的考核制定了评价标准。
针对上述《办法》，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完成200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验审工作后，财政部将分行业测算，并于今年6月30日前发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各项指标的标准值。
“监管部门规范薪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很多高管是通过任命制就任的，并不是通过市场化竞聘上岗的。”上述业内人士指出，致使有一部分金融机构的高管既有行政级别，同时薪酬又非常高，“这样是不合理的。”
兴业银行本应成为首家披露2008年年报的上市银行，但因高管薪酬事宜未定而推后。金融机构的谨慎态度缘于财政部的“限薪令”:为避免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及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水平差距，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根据当前形势，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
经济学家与利益和利益集团
博主：此文转载自http://news.sohu.com/20090318/n262860660.shtml
经济学家深陷利益小圈子 学者被贬值为“砖家”
2009年03月18日09:02 [我来说两句(31)] [字号：大 中 小]
《瞭望》文章：为何经济学家遭质疑
唯上不唯实，本位主义盛行，深陷利益小圈子，是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挨骂的主因
文/姜艾国(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最近几年经济学家挨骂的事例已不鲜见。
以上几种解释都有一定依据，但笔者认为，一些经济学人在百姓眼中贬值，主因不是知识不够多、水平不够高，而是实事求是作风的匮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唯上不唯实，本位主义盛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为利益集团所囿等。其中，三种现象值得关注。
其一，“抬轿派”的日益壮大。陈云同志提出，要唯实不唯上，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实事求是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果的可靠保证，也是社会科学界应当长期坚持的思想品德，但近些年来学者讲真话的风气却较以前淡薄了。有些研究者习惯于揣摩领导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经作了决定或领导已经表了态，一些专家就会为此找理据，为此造势，为此阐释细节和意义。
甚至该决策的负面作用因形势变化和时空转换而越来越凸显，“抬轿派”有时也会极力维护原有的观点。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虽然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十分正确，但此后3年的渐进升值方式却有弊有利，而且越到后来弊端越大。比如21%的升值幅度已非外向型企业所能承受；渐进升值产生非常明确和一边倒的升值预期，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流动性泛滥，国际收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没有因升值而减少，反而持续、急剧地膨胀等。但是国内相当部分专家一直一边倒地宣传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好处。
除汇率问题外，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抬轿派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早在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逆转，国内企业的日子已很艰难。但“抬轿派”却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某种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每项政策总是有利有弊，每样决策总得接受形势变化的挑战。当时易势移的时候，当发现问题已经存在的时候，有责任心和爱国的研究者应该站出来说真话、讲实情。温家宝总理曾说，“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广宇。”其意就在勉励学者要坚持唯实不唯上的思想作风，期待学者敢于指出政策的不足之处、善于为中央提供不同视角的政策建议。
其二，利益集团对经济学界的不断渗透。比如，黄光裕明明涉嫌洗钱、造市、侵吞银行贷款等多种严重性质的犯罪，有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提倡豁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有的甚至公然在国内外媒体上为黄喊冤；明明我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普遍超过10倍，高价房已成为积累金融风险、影响社会和谐、削弱基层民众消费潜力的负面因素，却偏偏有一些学者不断为高房价辩护；明明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是美国政府的国策之一，在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欧美金融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却一边倒地为升值政策唱赞歌。
这些案例说明，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确实已为“钱途”所困，沦为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
按照笔者的观察，学者为利益集团服务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欧美大企业、大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其市场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
第二种是外国机构和外国基金会在中国境内出钱资助经济研究机构，使其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第三种是国内某些企业明里暗里“团结”部分学者，使其成为本企业或本行业的代言人；
第四种是学者本身在该行业或该市场(比如股市)有巨大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借“著名专家”的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
第五种是个别领导干部亲自带研究生，迅速提拔嫡传弟子，以致他们的门徒大都身居要职，在政治和学术上形成一个相互维权、相互“抬轿” 的“小圈子”。最后一种情况不仅影响招聘和晋升的公平性，还会助长学术腐败，并成为派系纷争的源头之一。
其三，学风中本位主义问题严重。一些机关下属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几乎都受到观点和政策建议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虽然这些机构的许多研究报告都很有深度，但在涉及主管单位所辖职能、权限、政绩和存在问题等方面，研究者大都会取用相对有利于本部门或本级政府的论点和论据。
如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从属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观点相左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笔者有时就会听到某些研究员被领导批评为“拿本单位工资、不为本单位说话”的信息。在有关宏观调控的方向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有些部门甚至在基层调研时，给被调查对象发出“请正面评价某某政策积极作用”的标题。如此调研、如此研究，某些经济学家挨骂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语·黑暗·崛起·无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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