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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汉网网友如何痛击阎崇年

得知阎崇年将要到上海来进行有关清史的讲座，觉得这是一个阻击当今史学届赞美满清现象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早上６点，起个大早，脑子里整理了一遍思路，主要是想一旦记者来访，我们将如何告诉记者们一个真实的满清。(结果没有一个记者到场)

早上９点，准时来到了上海浦东图书馆。未料图书馆报告厅需要门票才能进去。一打听，原来主办方怕冷场，特地邀请了当地驻沪官兵和某大学的全体学生来充当看客。可是既然如此，又为何煞有其事地在图书馆门口做了广告呢？

联想到之前易中天老师，毛佩奇老师在上海的讲座，座无虚席，不用动员单位就已经让主办者"吃不消"，媒体记者也充满会场。即便是于丹，他的场面也远远要比今天的阎崇年讲座要好。

 博主评论： What we see, what we understand and what we believe, might not be today, but will be tomorrow.

中国经济（郎咸平观点）

l                        有人说，如果是真正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运作，是不该讲救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想想，今天的国际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是市场吗？是供需吗？我告诉你是国际金融炒家所造成的，它操纵市场，你说这个时候该不该管？你说这个叫自由化经济吗？叫市场化经济吗？根本不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很多现象的发生包括铁矿石价格的上升，大众物资，包括农产品，石油价的上升都是国际金融炒家在操纵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市场化行为，政府凭什么不能管，如果不管的话是我们遭殃，老百姓遭殃。

l                        有人认为政府退出就是市场，因此政府救市就是干涉市场化，干涉市场运作，其实完全搞错了。不是说政府退出之后就有市场，不是的。

l                        市场要像美国一样，要由政府经过多年细心培育，细细构建才能形成市场，比如说有市场的法制化游戏规则没有？如果没有游戏规则的话，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这就是我们房改、医改、教改，用市场化解决的结果，是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你只要随意推向市场，推向一个不存在法制游戏规则的市场，到最后结果就是大欺小、强欺弱，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l                        市场要构建它才会存在，市场一定要有游戏规则，每一个个体在市场里面按照它的规则赚你应该赚的钱，而不能够大欺小、强欺弱，比如说你不能随意杀价竞争。像现在上海家乐福贴出广告，半径五公里之内，谁的价格更便宜过来找我，我赔你损失，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就是大欺小、强欺弱。你这么做的话，你把内资的、小型的零售业全部消灭掉了，到时候你形成垄断，垄断之后老百姓就遭殃了，你没有竞争对手了，一提价老百姓就遭殃了。

成思危谈中国金融

l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浪潮，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也提上日程。从世界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全球化的特征大约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货币的虚拟化程度增加，各国之间汇率成为一种政策工具。购买力有两个，一类是国际购买力，一类是国内购买力。国内购买力可以用购买力评价，PPT来衡量。国际购买力主要根据汇率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之间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下就成为一种政策博弈的工具。如果一个国家完全不进口东西，那么它的国际购买力对国内没有影响。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全部依靠进口，那么他国内的购买力就完全取决于他的国际购买力。但是任何国家都是在这两个之间，所以各国之间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种政策博弈的工具。如果各国都考虑全球的利益，那可能达到一个系统工程上的大家都受益。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首先考虑全球的利益，大多是考虑自身利益。所以汇率往往就成为政策的博弈的工具。

譬如：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导致了日本10年左右的经济衰退。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很大；现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同样很大。这些都说明汇率的问题成为各国政府之间博弈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主权在我的原则。当然要考虑各种因素，但是汇率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跟着别人的意见走。

第二，资本的流动、规模和速度都在增大。这种流动的特点也逐渐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资本流动目前是很迅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按按钮就可以使亿万的资本在一秒钟之内迅速转移到几万里之外的地方，所以资本流动的迅速加快，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集成化日益发展。各国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泰国的东亚金融危机是从泰国的一个流动性危机开始的，结果影响面波及到全球。最近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也影响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第四，是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欧洲美元为起点开始了金融创新。在这几十年之内，金融创新是层出不穷，许多金融衍生品不断地推出，使得现在金融衍生品总的量大大超过了世界的GDP，大体上做到了大概是8到10倍。金融衍生品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发挥金融衍生品，防范风险、对冲风险的功能，防止金融衍生品方面的过度投机，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策

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国际金融竞争力，也就是说一定要关注和改革来适应这种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首先是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人家的经验。我们在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等等方面，我们的知识还是差得比较多，实际操作的经验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就可能遭到失败。如在期货方面我们出现过中航油、中储棉、中储铜等等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认真的学习了解它的产品，它的游戏规则。

第二，就是要培养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金融经营管理的人才。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引进和自己培养相结合。

第三，要正确地运用各种金融创新的工具。最近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有些人认为金融创新不好，证券化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你看美国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它造成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下跌，可是你从它的整个金融系统来看，它是银行把钱贷给需要买房的人，但是银行并没有把钱全砸在自己手里，而是通过证券化打包卖给基金或者证券公司，这样变成了债券，这样银行取得了流动性。有些投资银行基金又向保险公司投保，这样就变成保险的产品，来减少风险。

通过这样聚集的转移和分散风险，银行受到的损失就相对少了。如果在我们国家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所有的风险都砸在银行身上。大家知道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钱，这样的话恐怕造成的风险就更大了。

l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化。一方面就是要大胆地学习国外的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大胆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运用。因此，我们有了股市，有了股份制公司，有了期货，有了期货市场，有了风险投资等等，这些都是国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没成熟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要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这是我们在推进市场化过程里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市场化的方面，首先就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成本，它取决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以利率本身不应该是固定的，应随着风险和交易成本变化。比如农村小额贷款，按理小额贷款交易成本比较高，就应该相应提高利率。当然这个利率如果由国家来贴息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说，由于它的交易成本高了，利率应相应提高。又如，对中小企业连贷款的申请都写不好，还要银行帮着，它的交易成本就高，贷款风险也高，因为中小企业的管理不那么健全，特别是财务管理，所以交易成本就高了。因此，利率应该市场化，应该有一定的浮动空间，不管贷款利率、存款利率都应这样。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基准利率的确定。在这个基准利率的确定上一般是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银行拆借利率，另一种是短期国债滚动利率。我个人比较赞赏后者，我们央行现在正在推行前者。我们国家实际上这种拆借隔夜的比重占的并不是像国外那么大，反映市场没有这么灵敏。现在国债自从总量管理后，应该说发行短期国债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我们现在国债的期限结构还不尽合理，短期国债整体上比较少，如果我们发行三个月的短期国债，通过银行形成一个基准利率，可能有它比较好的一方面。当然这个是学者之见，最后央行还是怎么决定，这里有央行和财政部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债是财政部管，利率是央行管。

第二，是汇率的市场化。汇率本身它反映的是一个购买力衡量，购买力是在不断变化的。购买力是一个分数：商品和服务为分子，货币量是分母。如货币供应量变化，或商品服务量变化，或二者都变化，购买力就随之变化。但是我们汇率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实际不符合市场的规律。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汇率应当不断的改进，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去改进，按照购买力的变化，按照供求关系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

对策

第一步，在美元强势的时候盯住美元；

第二步，盯住一篮子；

第三步是人民币安全自由可兑换。

我们从2005年7月开始，基本上是盯住美元改成了参考一篮子，参考和盯住是不同的，参考是透明度低，灵活性高，盯住是透明度高，灵活性差。什么意思？如果盯住的话，你要告诉他你这个篮子里有什么币种，每个币种权重是多大，如果是参考的话我不告诉你，反正我是参考，我说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这是国际上很少用的参考一篮子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总算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在参考一篮子情况下，从05年7月到现在，人民币总体升值将近20%，说明浮动了。这是一个管理的目标区域浮动。如果是在目标区之内的话不要过多的去干涉，但是如果超出目标区了，那央行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当然最后人民币必然要走向自由兑换，1996年我们清偿账户是放开了，我们的资本账户现在没放开。根据规定，我们有43个分账户，43个分账户里大体上有20个基本上放开了，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一段路怎么走？需要我们逐步去推进。蒙代尔先生曾经跟我说，2008年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最好的，奥运会的时候人们买。我说我看可能条件不成熟，因为第一，我们的管理能力，在汇率问题上你只有管得住才放开，第二，就是要看当时的国际形势，要看美元、欧元、日元的相对强弱势，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可兑换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说现在没有时间表，但是我认为为期不会太遥远了，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不是周小川。这样呢，我们的汇率是到了全部自由可兑换，人民币可以成为一种世界货币、世界流通货币之一时，我们的汇率制度完全市场化了。

市场化第三点，要不断的增加市场的参与者，现在我们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多数都还是国有股，外资和民资还不太多，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要有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才能更好的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当然，这个参与要从国家安全各方面出发，比如我们现在规定银行外资单个不能超过20%，整个不能超过25%。但总体我们是需要引进更多的参与者，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参与金融。就像民生银行，民生保险。

第四点是系统化。

1）指金融和经济密不可分，不能就金融谈金融。金融属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生产、制造、流通、置换，这二者密不可分的。虚拟经济里产生的问题会传导到实体经济里去，实体经济里产生的问题会传导到虚拟经济里去。所以不能就金融看金融。所以现在美国政府下了这么大的力量，就是为了使它不至于从金融危机变为经济危机。一定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2）指金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是各不相干的孤岛，汇市、股市、债市、保险、期货等等，它都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在这样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下我们要系统地考虑问题，不能单考虑一个问题。所以从长远看，要稳步的推进混业的经营和混业的监管。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综合监管了，才能够综合防范风险，否则的话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证监会只保证证券市场不出问题，风险赶到保险市场上去或者赶到外汇市场上去，那边出问题，反过来同样也会影响证券市场。所以我认为综合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美国出事后也有人反对，说AIG的垮台，风险就是因为混业经营产生的，其实混业经营两大类型，一类是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类似AIG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像德意志银行。不是说混业经营就是说你混起来，随便用钱，它内部还是有严格的监管风险管理制度。当然，它的风险管理制度可能未构建得十分健全，或者说没有预见到房地产价格这么迅速下掉，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但是这不能怪罪于混业经营。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分析美国的华尔街风暴，不能够随自己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

3）是指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我国现在证券市场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债券市场还不够发达，其实债券市场也有它的特色。债券的收益性虽然比股票低，但是它的安全性是比股票高。这次美国之所以下这么大力量去挽救这些公司，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防止它在债券的兑付能力上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不仅造成这个社会问题，而且造成国际问题，美国的国际信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要下大力量去挽救“两房”，因为“两房”是美国政府提供一定的担保的，对它发行了MBS进行了担保。所以我们的债券市场要发展，外汇市场要发展，期货市场要发展，另外以金融期货、以股指期货为起点也应该要发展。当然发展的过程里头我们应该非常注意防止过度投机，防止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是我想制度经济学里有句名言，叫做交易先于制度。任何交易都不可能等制度非常完善了才去做交易，只能是有了基本的制度，然后通过交易发现问题，不断地去完善。

4）是监管的系统化。我们现在监管是‘一行三汇’，还应该有一个综合协调的机构。监管的系统化首要的一点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监管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考虑维护机构的利益。当然我们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是国有的，它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这点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看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财富是相辅相成的，以前人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似乎是国家强了，人民才能富，但是反过来你想想，如果小河没水，大河不也照样会干吗？所以民富国强，国富民强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国家的利益。所以监管的头一条应该是这样。

第二应该要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应该树立服务意识。金融本身是服务业，本来就是应该有好的服务态度，不断的改进你的服务方法，不是人家求你。我们的金融行业和国外相比那确实是差很远。我曾经听说过日本地方银行到了什么程度：国人在一个小面馆打工，他亲眼看到日本银行的服务员到小面馆来，当天晚上结账了，把钱收到银行去，第二天早晨给你送来一堆零钱，因为一开门他要找零钱，人家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想我们的银行还没有做到这样的程度。

最后一点，监管本身首先要信息透明，使消费者能有知情权，只有信息披露以后发现问题，然后公告，处置。所以监管不应该对市场的高低负责，因为那个是市场规律，但是有一条，你必须要对信息披露，保证它的真实性，所以只要信息披露做好了，监管层才能真正做到位。

某人文章读注。这是一个从书本到书本、从欧美到中国的无恶意的文章。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这在边远地区尤甚，一、中国还不具备那么多的优秀的公务人员，中央想解决也鞭长莫及，派一个去没用，派一群没人去。在纽约住的学者，派你去云南思茅当县长，贵州的彝族自治州当州委书记，愿意去吗？到穷地方去待一段时间就明白了。二、更何况其中还会夹杂着非劳资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